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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是文學的精靈，中國新詩百年即將到來之際，社會各界對新詩創作現狀十分關注。詩為心，人間需要好詩。詩為史，偉大的時代需要詩神“合為時而歌”。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為人民提供廣闊文化舞臺，讓一切文化創造源泉充分涌流”。中國是詩的國度，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偉大歷史征程中，詩歌當然不會缺位，更不會被遺忘。我們在此刊文對中國新詩創作得失和新詩體構建進行探討，同時歡迎廣大讀者來稿，對中國新詩創作和建設貢獻真知灼見，以期重振詩歌雄風。 

　　——編者

　　面對日趨衰落的新詩創作狀況，著名詩人賀敬之不久前率先提出創建有中國特色新詩體的重要命題。這一命題事關中國詩壇的走向。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建設文化強國、興起文化建設新高潮的精神，我認為通過“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讓我國詩文化真正走向新生和復興繁榮，重新成為人民的精神家園，實在是新世紀一項重大的文化建設工程。

　　　　詩歌興衰之嘆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歌堪稱國粹。在泱泱中華五千年璀璨而輝煌的文化殿堂中，中國詩歌創造了眾多的體裁：詩經體、騷體、漢魏古詩、樂府、格律詩、雜體詩、白話自由詩和民歌。傳承至今，象征著中國詩詞創作高潮的《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成為家喻戶曉的傳統文學典籍。千百年來，古今詩人吟詠出了數不勝數、歷久不衰的詩篇，涌現出無數彪炳史冊的杰出詩人，古有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劉禹錫、枊宗元、李商隱、蘇東坡、辛棄疾、陸游等等，近現代有郭沫若、聞一多、艾青、徐志摩、臧克家、賀敬之、李季、田間、聞捷、郭小川以及雷抒雁、李瑛等。

　　可以說，一部詩歌史幾乎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發展史。

　　詩為史，好詩必然得到世間的崇敬和傳承。古往今來的好詩，往往是思想性、藝術性、民族性的高度統一。在卷帙浩繁的中國詩典里，詩人們真切反映人民的喜怒哀樂，真實記載世間的百態萬象，既有歌頌、也有批判，既有抒情、也有敘事，既簡練精粹、又深邃雋永，既明白易懂、又朗朗上口，既是潤物無聲的甘霖、又是激人奮進的鼙鼓。古往今來，國人以學詩、作詩、詠詩為雅事，以成為詩人、詩入典籍為榮光。詩歌還被列為華夏文化“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之首，成為中華先進文化的瑰寶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壇呈現新氣象，許多詩人積極探索詩歌創新，好的詩歌也時而涌現，新詩創作成就毋庸置疑，但是，曾幾何時，詩歌卻逐漸淡出公眾的閱讀視野，詩歌的繁盛已經是“故事”。認真觀察當今的中國詩壇，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結論：詩歌已沒有昔日的風光，詩歌也沒有熱鬧的閱讀市場；寫詩的竟比讀詩的多，一邊是詩人們的自我陶醉，一邊是人們對詩歌的不屑一顧、敬而遠之！

　　　　詩歌衰落之探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在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新時代，詩歌沒有很好地為之歌唱而卻在迅速衰落？

　　這里有種種原因，但竊以為“三不到位”是重要癥結之一：理論研究不到位、指導引導不到位、規范不到位。有道是“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一直以來，有關方面還沒有對新詩的繼承與創新，對新詩內容與形式的革新，對新詩作者的提升和培養等問題，作過“頂層設計”和系統研究。不僅如此，有的報紙雜志和文學教授還對詩歌的這種衰落現象推波助瀾，不作科學的批評，只有無原則的吹捧；一些詩歌編輯喜歡編發云遮霧罩、高深莫測的詩作，有些大學“權威”教授還一味推崇西方詩歌這個“流”、那個“派”，慫恿一些詩人尤其是年輕詩歌作者迷失歷史擔當、遠離實際生活，把中國詩歌特有的傳統和精華拋到九霄云外，固執地陷在所謂的后現代的怪圈漩渦之中不能自拔。

　　在中國當代諸多文體中，為什么新詩下滑衰敗最為深重？長期以來，一些刊物刊發的大多數詩歌味同嚼蠟、不知所云，缺少文學性、民族性、可讀性，一言以蔽之，是詩歌偏離了時代、偏離了社會、偏離了人民大眾，詩歌自然被小眾化和邊緣化！

　　　新詩體創建之路 

　　人間要好詩！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弘揚中華文化，推進文化創新，重振詩歌雄風十分必要。讓中國詩歌走出困境，創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為廣大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新詩體，刻不容緩。那么，詩歌路在何方？

　　我們不妨重溫一下毛澤東和魯迅的論述。1957年1月14日，毛澤東約臧克家和袁水拍談詩：“新詩的發展，要順應時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繼承優良詩歌的傳統，包括古典詩歌和五四以來革命詩歌的傳統。另一方面要重視民歌。詩歌的形式，應該是比較精煉，句子大體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也就是說具有民歌的風格。”毛澤東與臧克家談話中批評背離民族傳統的新詩現狀：“新詩應該精煉，大體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在與梅白談詩時又講：“我看中國詩的出路恐怕是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面都提倡學習，結果要產生一個新詩。現在的新詩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誰去讀那個新詩。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 1965年7月21日毛澤東致陳毅信中說：“但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 魯迅說到詩歌創作一針見血：“我以為內容且不說，新詩先要有節調，押大致相近的韻，給大家容易記，又順口，唱得出來。”還告誡青年作者“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

　　對創建“中國特色新詩體”，這些論述無疑是真知灼見。縱觀我國詩歌發展史，以胡適倡導“五四”白話新詩為開端，中國新詩至少有過30年的探索和創造。盡管有了基本成型的新詩形態，但可惜的是，我們沒有進行認真的研究、探索和創新，近10年來詩歌衰落趨勢比毛澤東、魯迅當年批評和預見的要嚴重得多。

　　今天我們何以創建“有中國特色新詩體”？我認為，還需老老實實地走到毛澤東、魯迅所指出的詩歌發展正路上去，通過古典詩詞、民歌和“五四”以來自由詩的“三結合”產生新體詩歌（倡導“以新詩為主體”并不排斥“歐化詩”）。要堅持內容和形式相統一——在內容上，新詩需擔當時代和社會責任，多反映現實生活，為人民鼓與呼，敢于抒發“真的聲音”。在形式上，至少有三條標準：一是語言簡潔精煉，句式與段落整齊而美觀；二是必須押韻且有一定節奏，易誦易唱易記，讀之抑揚頓挫；三是通俗易懂，富有詩歌傳統和民族特色，讓老百姓喜聞樂見。誠如詩歌研究者吳奔星所說，“新詩要有起色，要掀起真正的新詩潮，就不能老是在‘莫測高深’的迷魂陣里下功夫”。

　　新體詩歌的創建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正如毛澤東所言“中國新詩尚未形成，恐怕還要幾十年”，“新詩改革最難，至少需要50年”。今天，創建“有中國特色新詩體”更是一項系統工程。中國新詩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需要有關方面高度重視并作出不懈努力。

　　在此謹建議：一是將這項工作列為國家重大文化建設研究項目，由大學和中國作協、中國詩歌學會等部門組成專業隊伍，聯手進行研究攻關；二是做好新詩體的教育和普及工作，亟須編纂出版諸如《中國新詩知識讀本》、《中國新詩經典選本》等讀物，讓詩歌愛好者特別是高校的文科生接受最基本的新詩創作與欣賞的知識普及；三是報紙雜志、尤其是主流報刊，要多刊發“思想深刻、藝術精湛、群眾喜聞樂見”的好詩，并圍繞 “中國新詩的出路”和“新詩體的創建”組織開展公開討論，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新詩繁榮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路做出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