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畫鑒定何以難有“標準答案”
文物專家正在鑒定收藏品 CFP
明代書法家董其昌自己在題跋中寫過“贗鼎多有勝余漫筆者”，唐代張懷瑾《書斷》中有“買王得羊”的記述，英國一些著名博物館也認為自己收藏的中國古書畫有近30%的作品存在疑問——
最近，蘇軾《功甫帖》是真是偽引起了人們關注。這件書法作品由收藏者劉益謙在2013年9月紐約蘇富比拍賣行以822.9萬美元（約合5037萬元人民幣）競得。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的三名研究員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鑒定考證后，認為《功甫帖》是“雙鉤填廓”的晚清偽本。而劉益謙則表示，《功甫帖》流傳有緒，且經已故著名書畫鑒定家張蔥玉、徐邦達鑒定，應為蘇軾真跡。同一件書法作品，兩方專家都可稱“權威”，意見何以如此大相徑庭？
書畫鑒定 常有意見分歧
以收藏家具、瓷器而知名的收藏家馬未都言及自己的收藏經歷曾談到，剛開始收藏時，自己也有機會收藏古書畫作品。當時面對同一件作品，同級別的權威專家，有的說是真跡，有的說是偽作，意見相差極大。由于感到古書畫鑒定之難，所以他沒有介入書畫門類的收藏。
馬未都的話也被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所驗證。鄭欣淼說，故宮博物院在鑒定一些古書畫時，專家的看法時有相左，難有統一結論，只能將其觀點整理錄音，留給后人作鑒定參考。
權威專家鑒定意見不同，這類事情在古書畫的鑒定中并不鮮見。在“九一八”事變后，北京故宮文物開始籌劃南遷。當時負責鑒定的著名畫家黃賓虹認為故宮混進假畫，懷疑有人移花接木。而自幼見過很多古畫的鑒定家朱家溍則反對黃賓虹。1995年，在杭州的一次拍賣會上，張大千的畫作《仿石溪山水圖》被鑒定家謝稚柳認為是真跡，而同為知名鑒定家的徐邦達則指其為偽作，意見不合使兩位鑒定巨擘產生了矛盾。
家具收藏家王世襄鑒定明代家具時有“三頭對案”標準：一是家具打散后有確切明代年款，二是匠師認定這件家具的做法是明代的，三是有古代文獻為輔證。古書畫的鑒定也同樣需有類似的“三頭對案”：作品面貌氣韻、技藝水平要與作者風格相符；收藏題跋鈐印、紙墨裝裱要可信；有前人的著錄記載。但在現實鑒定中，很少有這樣的標準作品，鑒定者的著眼點不同，意見往往也不一樣。
藝術水準 并非絕對依據
判斷古書畫的真偽，依常理當然應以作品藝術水平的高低作為主要判斷依據。但實際中的古書畫偽作，并不僅是后人簡單的偽劣仿制，有時很難準確鑒別。清人的筆記中記載過明代書法家董其昌的故事，能說明些問題。
故事是說，新安一個商人想買件董其昌的書作，又怕買到假貨，于是賄賂董的家客。那人叫他備好重金，面謁董其昌。董其昌當著商人的面磨墨展紙，一揮而就。商人得字后懸于中堂，賓客見了無不稱絕。第二年商人又到松江，偶過董府，適一人下轎入府，路上的人說是“董宗伯”回府。他發現這個人不是自己去年見到的那個“董其昌”，禁不住大聲叫屈。董其昌問明經過后，便重新給商人寫了幅字。商人大喜，回家后到處夸示于人，可是凡懂得些書法的人都認為之前的那件書作寫得更好。
對于這個故事，書畫鑒定家啟功曾說，以前認為是傳奇家言，未免增飾，但后來看到董其昌自己在題跋中也寫過“贗鼎多有勝余漫筆者”，覺得這些記載也可信。
一些書畫作品，在當時創作的時代已難分真偽，后世鑒別就更難了。清人葉廷琯評論說：“名家隨意應酬之筆，常有反出贗本下者，可遂定真偽于工拙間乎？”
鑒定技術 難辨作偽手法
中國書畫作品，原本講究臨摹古人，因此書畫真偽之辨，古已有之。唐代張懷瑾《書斷》中有“買王得羊”的記述，指想買王獻之的字，卻得到了羊欣的字。到了明代，社會經濟日趨發達，書畫成為商品，作偽情況遠超前代，古今名家贗品泛濫，這種風氣一直持續到現在。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穆益勤介紹，古書畫作偽的手法，除了常見的依照名家某些突出的手筆特點直接仿造外，一些改款、拼接、代筆的情況，更增加了書畫鑒定的難度。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明代山水畫《闊渚晴峰圖》，原為明代宣德時期宮廷畫家師法北宋畫家郭熙紙作，為后人挖去原款，改添上郭熙的偽款。還有一件署名為文徵明的畫作《深翠軒圖》，畫筆生硬，而后面解縉等13家題詩卻是真跡，書畫原非一物，經后人搭配，畫偽字真。歷代有名的書畫家，如文徵明、董其昌等，因出于應酬，也會請人代作書畫作品，而親自題寫名款，這樣的代筆者本身書畫水平高，后世很難一一辨識。
北京收藏家協會常務理事李緒杰認為，現代技術手段也不一定能辨別某些作偽手法。據一些近代筆記記載，近代收藏家羅振玉作偽，為求效果逼真，用的宋版書中的夾頁紙和乾隆再和墨；張大千仿石濤畫作，鈐蓋的是石濤所用的真印。這些記載未必真實，但從中可窺作偽者的用心。
作為曾在英國13年的訪問學者洪作稼介紹，英國一些著名博物館也認為自己收藏的中國古書畫有近30%的作品存在疑問。可見中國古書畫鑒定，也并非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本報記者 殷燕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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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