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曲藝，如何“喂養”？不止于“笑料”！

——人工智能著作權研究的法律鏡鑒與曲藝藝術的創新發展

　　在使用人工智能的過程中，應規避那種滿足于輸入“寫一個關于鄉村振興的相聲”“生成一個謳歌新時代的快板作品”之類的簡單指令，并對生成結果不加甄別、直接照搬使用的創作模式。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對人類社會方方面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著作權領域亦是如此。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對人類社會方方面面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著作權領域亦是如此。著作權法學界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究目前主要聚焦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模型訓練階段未經授權的版權利用和侵權判定、責任豁免；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是否構成作品以及作者身份和權屬的確定。但時至今日，各種學說與司法實踐交織碰撞，對此沒有形成共識，存在較大爭議。立足現有法律研究成果，對深植傳統文化土壤且亟須在現代法治社會尋找生存與發展空間的曲藝藝術做出理論和邏輯上的預期，探討曲藝藝術應對的路徑和方式，其意義遠超一般的技術應用范疇。作為一種平衡私權和公共利益的制度規范，著作權法在促進曲藝藝術創新發展方面具有強制性和普遍約束力。而且，曲藝工作者的人工智能實踐出現的問題，也需要我們重新審視人工智能時代曲藝作品的價值和創作過程乃至曲藝藝術的整體生態。

　　一、數據還是資產？

　　目前各類生成式人工智能多是把通過購買數據庫或者爬蟲抓取方式采集的作品數據進行不同形式的轉換后輸入模型進行學習，然后將其規律和模式參數轉變為模型參數，后續就可以根據用戶的提示詞生成不同的內容。這就使得模型訓練階段版權問題構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版權問題的探討起點。借鑒參考歐盟的“文本與數據挖掘”模式、日本的“非表達型利用”模式、美國的“四要素分析法+轉換性使用”等三種責任豁免模式，我國法學界基本上呈現兩種觀點。一是基于我國國情和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態勢認為，在現階段，為了訓練人工智能而向其輸入作品應被認定為合理使用。另一觀點則是在分析傳統的“事前授權”模式與海量學習模式需求不符的前提下，探索多元化的解決方案，以解決數據“喂養”的版權問題。不同觀點分歧的本質是利用存量資源進行作品創演與原有權益分配機制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直接決定了海量的曲藝資源在未來是可以被自由使用的“數據”，還是必須得到授權許可的“資產”。

　　“合理使用”若成為主導性的司法原則，經典的曲藝文本、珍貴的曲藝音視頻資料、即時的曲藝舞臺演出呈現，都將會在數字化條件下成為生成式人工智能無償的基礎養料，也可成為與其相似的新創曲藝作品。“事前授權”模式因其程序、環節的繁雜，可能會阻礙曲藝類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導致更多的人工智能幻覺。基于此，曲藝界應重新審視曲藝藝術的本體特征——“何為曲藝？”“曲藝與其他藝術樣式的不同是什么？”——在法律上的明確定位和邊界，重新考量曲藝作品在被抓取、肢解、分析、解構、重組、異化、利用、生成后的核心價值到底是什么。一首京韻大鼓《風雨歸舟》，劉派、駱派有不同的風格特點，同一名演員在不同演出場次中，也可能表現出不同的節奏、韻味。因唱腔而命名的蘇州彈詞流派，也使得蘇州彈詞變得異彩紛呈。曲藝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定的曲本，而在于“一遍拆洗一遍新”的流變和演繹中，在于“活態性”傳承中。因此，不論是“合理使用”還是“授權許可”，唯有堅守曲藝獨特的本體藝術價值，為曲藝留下特有的基因，才能盡可能消解被人工智能肆意割裂帶來的危害。

　　對于不借助人工智能進行獨立創演的曲藝工作者而言，應以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珍視自己的智力成果和舞臺內容，守護好自己的數字版權，避免每一行文字作品、每一次舞臺表演、每一段音視頻資料被人工智能模型作為訓練數據無償抓取和使用；審慎使用公開網絡平臺，特別是用戶協議模糊、著作權政策對上傳者不利的公開網絡平臺；積極采用區塊鏈、水印等技術手段為未來可能發生的權益糾紛留存關鍵證據。

　　對于選擇利用人工智能進行輔助創演的曲藝工作者而言，首先應該意識到，每個人工智能工具都可能把未經授權許可的曲藝資源作為訓練數據，每次對人工智能工具發出指令，都有可能是建立在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潛在風險上。其次，避免使用訓練數據來源不明、存在巨大版權瑕疵的人工智能模型與服務，維護行業倫理。再次，避免直接指令人工智能生成與現有經典曲藝作品在表達層面構成高度相似的內容，防止權益關聯方以“實質性相似”為要件提起侵權指控。

　　對于在行業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國家或地方行業組織而言，應從曲藝藝術發展的整體戰略出發，加緊建設“曲藝數字資源庫與著作權管理平臺”，對各曲種的藝術特征、生成流布、經典作品、代表性傳承人等存量資料進行系統化的數字化歸檔，更要將新創演的曲藝文本、音視頻資料、理論評論成果等增量資源進行權屬界定和流轉管理。一是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準確、完整、可信的訓練數據，避免“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出現在各類曲藝生成內容里；二是與人工智能開發機構、商業平臺進行談判和授權，將高凈值曲藝數據庫作為資產進行交易，為曲藝產業賦能，并以此反哺創演，激勵曲藝工作者的創新創造活力。曲藝也從被動“被人工智能無償使用”的客體，轉向主動進行“生成式人工智能”管理的主體。

　　二、主體還是工具？

　　人工智能生成內容能否構成作品，目前法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機器不能創作，不是法律保護的主體；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只是應用某種算法、規則和模板的結果，缺乏創作的獨特性。作品的前提是由自然人作者創作，作品的主體必須是自然人，該前提與作品的可著作權性緊密相關，人工智能生成內容不能滿足現行著作權法對作品的要求，難以成為著作權客體。二是主張應當以生成內容本身的獨創性來判斷其是否構成作品；對獨創性的判斷，只考慮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表達即可，無需考慮創作過程中是否包含“思想”和“人格”。創作者身份不應是作品受保護的構成條件，著作權法應考慮該人工智能的生成內容與他人的作品不構成實質性相似，且采用“一般社會公眾”認可的評價標準，在此前提下，該生成內容可以作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看待。上述觀點的核心爭議在于作品的創作主體是否必須為自然人，在于生成內容中人類貢獻部分能否達到著作權法要求的獨創性標準。這種法學觀點的分歧也使得重新審視曲藝藝術價值創造的源頭變得更具現實意義。

　　若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創作一部移風易俗題材的北路山東琴書作品，需要創作者對山東琴書“鳳陽歌”“垛子板”兩個基本曲牌有一定了解，知曉“鳳陽歌”的唱法是一、二、三句不限，第四句必拖腔，但拖長拖短隨意，唱法自由；“垛子板”是上句頓截不拖，下句拖直腔，可長可短。還要熟悉山東琴書的轍韻規律、行腔特點以及北路山東琴書主要流布地區濟南、聊城等地的方言語音，能辨析東路、北路、南路山東琴書流派藝人不同的唱腔特點、不同的拖腔處理風格。但更為關鍵的是，創作者要從歷史的縱深處把握當下“移風易俗”的社會脈動。據此構思、設計、選取、設定生成內容的“提示詞”，然后創作者對人工智能給出的“生成物”進行甄別、篩選，并依據北路山東琴書的藝術特征和特定場域的觀眾反應進行再提示、再潤色、再生成。依賴于海量大數據的供給，人工智能對曲牌特點、轍韻規律、地域方言等有深度學習能力，可以生成符合北路山東琴書要求的“外形”，但直抵作者心靈的、對“移風易俗”的審美情感卻難以通過冰冷的工具實現。這就表明，在人工智能時代，曲藝創作中真正不可或缺的，不再是那些可以數據化的曲牌、板式或固定化的敘事結構，而是創作者對作品整體“神韻”乃至與觀眾即時情感共鳴的精準把握與賦予能力。這恰恰與曲藝“觀演一體”、演員與觀眾共同完成創作的美學特征深度契合。人工智能可以達到“形似”，卻難以體現作品創作過程中的人文關懷。曲藝創作者的人類主體性地位和源頭價值，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再次被重視。

　　對于不借助人工智能進行創演的曲藝工作者而言，其對社會的感知體認、智力成果以及表達呈現變得無比珍貴。當人類把一切都依附于工具，缺少對價值的思考，迎來的必將是虛無主義和個人自由的喪失。人工智能可能具備高級智慧，但對人類卻沒有感知能力，它的感知能力不過是算法的偽裝。扎根生活的沃土，用說唱來呈現對世界的認知和情感，包括用“現掛”調動現場氣氛、用嫻熟的節奏把控與氣息運用表達感受，以及每一次演出時因心境、場域不同而賦予作品的微妙差異。這些“活”的、不可復制的表演瞬間，正是著作權法中“表演者權”所著力保護的核心，也是人工智能目前無法逾越的。因此，“用心”“用情”“用功”就不是一種口號，而是一種方法論。曲藝工作者只有更加自覺地注重挖掘和培養自身個性，走進時代深處，磨礪對生活敏銳觀察與真切感悟的創作能力，跳出創作思維和表演風格的窠臼，才能避免被人工智能通過數據分析輕易學習和復制，構建起應對人工智能同質化、標準化的法律和技術壁壘。

　　對于探索利用人工智能進行創演的曲藝工作者而言，主導協同創作關系就變得尤為重要。首先，要基于對不同曲種特征的深刻了解，構思符合其內容生成規律的故事內核、風格指令。其次，憑借深厚的專業素養遴選最符合當下曲藝美學特征的生成內容。再次，進行“二度”“三度”或多度創作，反復打磨與動態調整。在使用人工智能過程中，規避那種滿足于輸入“寫一個關于鄉村振興的相聲”“生成一個謳歌新時代的快板作品”之類簡單指令，并對生成結果不加甄別、直接照搬使用的創作模式。這種模式下產出的內容，不僅在法律上面臨因缺乏人類創造性貢獻而無法獲得著作權保護的風險，在藝術上也因創作者專業知識的缺失成為“笑料”。長遠來看，將損害整個曲藝生態的發展。

　　對于在行業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國家或地方行業組織而言，應倡導并率先確立“曲藝人工智能輔助創作”的行業標準與倫理公約。明確要求遵守《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在任何公開傳播的、有人工智能參與創作的曲藝作品中，必須標注人工智能標識和人類創作者的核心貢獻標識。同時，鼓勵創作者記錄和存證“提示詞迭代過程”“對比選擇記錄”“修改日志”等關鍵證據，在未來的版權登記、交易與侵權糾紛中，證明人類智力成果的決定性作用，確保創作者在人機協作中的主導地位。

　　不可否認，生成式人工智能還沒有發展到具有獨立自主意識的超強人工智能階段，但從北京互聯網法院的人工智能文生圖第一案到曲藝AI曲牌《夜息香》創作，從全國AI聲音第一案到曲藝演出智能主持人使用，曲藝工作者立足現階段人工智能發展實際，在多元法律研究成果棱鏡的映照下進行有益探索，從不同維度為曲藝的創新創造尋求不同方案。法律規則尚未定型，這對于曲藝藝術來講，正是一個“破界”與“立序”、進行戰略性布局的最佳時期。無論是個人還是行業組織，化被動為主動，從數據資產的戰略守護到創演過程中主體價值的堅守，構建人機共生時代和諧的曲藝生態，已迫在眉睫。未來已來，未來就在當下，深入研究前沿法律研究成果對曲藝藝術的啟示，不僅僅是一個作者私權與社會公權平衡的法學命題，更是一個關乎曲藝藝術能否在算法時代繁榮發展的文化戰略命題。

　　(作者系《曲藝》雜志社社長、主編)

　　(本文配圖均為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