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的中國文學還需突破哪些瓶頸？

　　●社會轉型給文學書寫帶來了怎樣的機遇和挑戰？

　　●《平凡的世界》憑什么成為一代文學經典？

　　●“人文關懷”何以常常淪為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進入了一個明顯的社會轉型加速期。轉型激起新的社會變化，對當代文學發展來說，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文學應該怎樣應對這樣一個時代？作家應該如何觀察、理解和表達所面對的現實？

　　新時期文學從反撥“文學政治化”開始。這種反撥在上世紀80年代稍顯過度，以致當時的文學一度曾陷入與社會、人生相疏離的“純文學”泥沼。到了90年代，隨著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這樣的文學受到廣泛的批評，但在此基礎上興起的以關注現實、關懷民生為旨歸的文學，無論是90年代的“現實主義沖擊波”，還是新世紀的“底層寫作”“非虛構”文學等，都不能讓人滿意。

　　首先是歷史理性欠缺的問題。由于作家缺乏清晰而明確的歷史判斷，因而他們在表現社會問題的時候，多浮于表面，或作幼稚的道德叫喊，或陷于迷惘、彷徨的情緒不能自拔。“現實主義沖擊波”和“底層寫作”都存在這方面的問題。以后者為例，作家高喊著要關懷底層，但所表現的卻多是帶有想象性和虛構性的片面化、苦難化的底層，至于底層是否有更豐富多元的生命體驗，苦難背后是否有更復雜的歷史、文化和人性根源，這些問題卻鮮有人做認真的思考和挖掘。歷史理性欠缺也許和上世紀80年代流行的歷史虛無主義及非理性思潮影響有關，當然也與轉型時期社會歷史發展本身的復雜性有關，但是不管怎樣，作家在面對一種豐富而復雜的社會現實的時候，不應該僅僅滿足于從表面上去看待它、反映它，而應該更全面、深入地去觀察和探索，否則便會陷于片面和淺薄。新世紀十余年，在描寫社會轉型的作品中，固然也有一些經典，但它們令人印象深刻之處，仍多只在其所傳達的即時性、應激性的時代情緒和作家本有的藝術功力，而非對新的時代的深刻認知。

　　其次是與歷史理性欠缺相關的作家的精神姿態問題。我們常常發現，作家尤其是成名作家，在表現現實時，和現實生活之間常常是有距離的。這種距離，一方面是時空上的，即作家隨著生活境遇改變，與原來的成長環境脫離，和社會生活之間常常出現隔膜；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即作家雖然口口聲聲要關心現實、關懷民生，但他在精神姿態上卻并沒有真正將自己與所要關懷的世界和人放在一個平等的位置，而是高高在上、俯視眾生，因而他與他所要關懷的世界和人也是隔膜的。時空距離理論上是不難克服的，但精神距離卻極為頑固。在賈平凹廣受好評的近作《帶燈》中，作家對社會現實的書寫力度和深度，雖較之于他此前的創作有明顯進步，但仔細來看，還是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小說主人公帶燈（秦嶺深處某鎮政府“綜治辦主任”）有救世之心，卻無救世之力，她主動下基層，走進現實，走近底層，最終卻被遇到的困難所壓垮而陷入了迷狂，這樣的結局安排早早地斬斷了小說去往更廣闊、更深層世界的路徑，它使小說的重心從表現社會現實，轉向了表現人物內心，而經由主人公帶燈的內心所傳遞出來的作者的那種頹唐感傷情緒、悠游閑適并怡然自得的文化意趣，再明白不過地向我們展現了作家“關心現實，關懷底層”態度的某種偏差，也清晰地展現了作家與他所要關懷的那個世界在精神上的距離。

　　再次是如何對待自我的問題，具體來說就是如何處理批判與自我批判的關系問題。古往今來，一切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都對歷史和現實持有一種批判反省的態度，近20年的中國當代文學也繼承了這個傳統，它們反映和批判社會轉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然而這種批判卻大多有著兩個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因為歷史理性欠缺而缺乏真正的深度；更致命的一點是這種批判往往只針對外部世界，而缺少對自我的反省。不可否認，我們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確實遇到了一些問題，但這些問題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是社會的還是歷史的原因造成的，或者還有文化的原因？近20年的文學在表現這些問題時，多從社會批判的角度入手，它們大多把問題歸咎于某種社會性的因素，或是某種道德性因素，當然有的也能觸及歷史和文化，但不管是社會批判、歷史批判還是文化批判，它們其實都是從外部因素著手的，還缺少自我的反省。

　　上述三個問題是當代作家面臨的突出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既有主觀的個體性原因，也有社會、歷史和文化的原因，解決起來并不容易，但在社會轉型的當下中國，它們卻又是文學發展不得不直面的問題。社會轉型時期往往是誕生偉大作家和作品的時代，世界上所有偉大的作家和作品，莫不是對其所處時代有著敏銳的感觸與認知，對人和生命有著無限的深情與熱愛，同時對自我又有著深刻的批判與反省的。比如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俄羅斯，涌現出了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等一大批偉大作家，他們正是通過對俄羅斯波瀾壯闊的社會歷史的記錄、對俄羅斯人民的深深眷愛、對自我精神和靈魂的痛苦剖析，展現了俄羅斯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擔當，從而為世人所銘記。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在書寫社會轉型方面，也出現過這種具有偉大品質的作家作品，比如路遙及其《平凡的世界》——作家面對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現實，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對歷史發展的判斷和見解，這種判斷和見解在今天看來雖不無理想化的色彩，但它背后所凝聚的作家對故土家園的熱愛，以及由這種熱愛所內在決定的小說蒼郁雄渾又質樸無華的現實主義風貌，都使得它成為當代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經典。路遙的小說是社會轉型初期的產物，在社會轉型深化的當下，作家大多已喪失了宏觀把握歷史的興趣與能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傳統現實主義文學就沒有了用武之地，在很多人都沉溺于表面化、情緒化地“呈現”現實的時候，有作家已經試圖從另外的方向去思考（甚至改變）現實，比如河南青年作家喬葉的《認罪書》就令人印象深刻。小說痛切地呈現了當下社會轉型中的亂象，并挖掘了它們背后的一種人性根源——自私，但這不是小說的重點，小說的重點是思考“如何解決問題”，喬葉給出的答案是“認罪”。她通過主人公由“追究他人之罪”到“發現自我之罪”并最終決定“認罪”的精神歷程，告訴我們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行動和改變的開始！這樣的作品，以其對人性的探觸及所激起的人對自我道德和靈魂的剖析與反思，已經開始具備了某種具有超越性的“經典”的品質，而這樣的作品出自喬葉這樣與當代社會生活聯系更緊密的青年作家之手，既讓人驚喜，也值得回味和深思。

　　社會轉型的時代注定是跌宕不平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知識分子肩負著更嚴峻的使命，因為他們不僅要生存在這時代，更要觀察和思考這時代；他們不僅要觀察和思考這時代，更要觀察和思考這時代中的人，尤其是自我。而觀察和思考自我——或者更明確地說就是自我反思，也即古希臘先哲所說的“認識你自己”——不僅是知識分子應有的能力，更是知識分子須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列夫·托爾斯泰說，“大多數人想改造這個世界，但卻罕有人想改造自己”，在近20年的文學發展乃至社會發展過程中，我們發現，自我反思和自我改造能力其實是文學、社會和人等一切改造的基礎與前提。有了對自我的反思，也便有了真正的理性，人性中的愛和悲憫才會有最堅實的基礎，之后才會有文學乃至社會的真正進步。

　　作者簡介

　　李勇，鄭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