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時，我來到國家畫院梅墨生的工作室。他正在接受電視臺采訪，講述的是在李可染先生辭世前不久發生在他和先生之間的故事。梅墨生回憶起那段往事，心情略顯沉重。他的聲音不大，卻富有穿透力，吸引著屋內的每個人側耳傾聽。梅墨生把李可染先生與他臨別前所說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刻在了心里。現在回想，當時那番話似乎像是有預兆的“臨別贈言”……這是我第一次采訪梅墨生，在與他對話前，已經被感動……
一個人思想性格的形成離不開他的生長環境和經歷。梅墨生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對他的性格和為人影響最大的，就是他的父親。他父親是個文人，思想獨立，不隨波逐流，在現實社會的漩渦中，堅強地為家族榮譽而戰。小小年紀的梅墨生，盡管還不完全理解“戰”的原因，但從那時起便懂得為父親分憂。
“小時候，我就有自己的理想，既不是從商也不是從政而是從文。從商和從政難免要做‘老好人’，而我喜歡自由，有獨立的個性，所以，做不來‘老好人’。”梅墨生說。
性格決定人生道路。正是因為梅墨生具有這樣看似特立獨行，甚至有點“不合群”的性格，才讓他有了自己的精神追求和在學術上的獨立。無所依傍，獨來獨往。
承受“敢于直言不諱”之孤獨
一個有思想的人，活在這樣一個浮躁紛鬧的時代，怎會沒有內心的痛苦呢？
在藝術界，梅墨生是有名的批評家。他的批評，不同于大多數人的“批評”，即盲目地說好話和吹捧，而是直言不諱地說真話。他認為，好話可以說，但要看怎么說。“好話”不僅是庸俗的吹捧，還包括中肯的建議和實在的批評。這是更大的好話，但卻不被人們所理解。人們往往不愿意接受善意的批評，因此往往被人誤解。做人之難也是學術之難。
“如果你特別直率地表達真實的看法，得罪人是肯定的，孤獨寂寞是必然的。齊白石說，畫者寂寞之道。我非常能夠理解這句話。在上世紀90年代，我寫過一些文章，后來隨著人生觀和興趣的轉換，寫的少了。得罪人是一方面，既然愿意批評，敢于直言不諱，就不怕得罪人。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我更希望用作品來說話。所以這些年，寫作少了，創作多了。”
談到對這個時代的看法，梅墨生說：“我不好對這個時代下定義，只是感覺社會很浮躁、很虛化、很表面。我想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隨波逐流，不見風使舵，不失去自己的品格和操守。一個時代如果沒有真正的學術批評，沒有是非判斷，全都是廉價的吹捧，這是時代的悲哀。排斥真實的聲音，這對藝術界和藝術家都是可怕的。”
“我沒有什么所長，如果非要說出一條，那便是，我還有理想、還有信念。寂寞難免，孤獨難免，誹謗誤會也都難免，但我仍然沒有改變。”
我要活在
追求真率的狀態中
有朋友說，像梅墨生這樣真實真率的人越來越少了。
“我的本性就是這樣，如果連真率都沒有是很可怕的。我認為，藝術本身離真善美最近。一個人如果變得很世故，還搞什么藝術？我從小憤世嫉俗，但我沒有痛不欲生，這只是一種感慨。骨子里的性格讓我不會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在這個時代，有操守有品格的人越來越少，為人所不為，不隨波逐流，是我所很看重的，也是我堅持的。毀我、辱我、罵我、贊我，皆一笑了之。”梅墨生作為一個文人，他認為能夠安身立命的惟有真才實學、真知灼見。至于他藝術水平和造詣的高低，可以見仁見智。但他秉承的是，不說假話、違心的話和言不由衷的話。
梅墨生無論是講學還是寫文章，都堅持這個原則。不管對象是什么人，都要說真話。盡管有時不被人理解，但他是真實的、真率的、善意的。無論褒貶，都不帶惡意，不帶人身攻擊。“至于別人對我的誹謗乃至人身攻擊，我愿意認為是他不了解我，一笑了之。”說到這兒，梅墨生笑了。
不要把自己
交付給老師和學院
1996-2000年，梅墨生在中央美院國畫系任教。對于這4年，梅墨生自謙為“誤人子弟4年”。眾所周知，在央美任教，一定要有碩士甚至博士學位方才可以，而對于僅僅擁有中專學歷的梅墨生，因為有很多名家的推薦，央美也算是破例了。
事實證明，這次破例是對的。梅墨生的課很受學生歡迎，雖已過去多年，但至今仍有梅墨生的學生拿著他當時的課堂錄音放給如今他們自己的學生聽。
梅墨生認為，藝術家的成功可以是“學院模式”，也可以是“名家模式”。中國的藝術教育，在對西方藝術的傳播方面是很成功的，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方面的教育，算不上成功。中國藝術院校的碩士生、博士生竟然沒有幾個讀過《論語》、《三字經》、《千字文》。現在的中國畫已經失去了很多中國傳統的審美價值，開始不斷追求別人的東西，大量移植、借鑒、傳播歐美風潮。這就是我們的“科班教育”。
很多年輕人會為沒有機會上專業院校而感到失落，甚至想要放棄。但我想對他們說，一個青年美術家完全不必為不能在“學院”受教育而過分失望，因為，一個藝術家成功與否，與他是否受過“科班教育”無必然關系。特別是中國畫，成功的果子不一樣，這在于每個人的心性不同。不要完全把自己交付給“老師”和“學院”。
記者手記
“身為一名藝術家，不真就沒有藝術。”這初次的訪談讓我對梅先生的“真率”感受頗深。這些年接觸的藝術家不少，看過的“專業的書籍”和評論也不少。作為晚輩，我并非要否定那些業內人士的觀點，只是想表達一種切身體會，那便是，在北京這微寒的冬日里，與梅先生交談，竟有如沐春風之感。
我們所談論的內容，并不局限在學術或是創作。這與梅先生的特殊性有關。既搞實踐又搞理論，他所關心的問題自然也不僅限于藝術界，而是整個社會，乃至時代，所站高度自然不同。對于那些“顯而易見”卻無人愿意直面和談及的問題，梅先生一針見血，直指眉心。因此，3個小時的談話，讓我感到酣暢淋漓。
梅先生的孤獨我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還是愿意聽“好話”的人多。但盡管孤獨，他還在堅守，因為他還懷揣著對生命、對生活的理想。無論曾經有著怎樣的失望，梅先生仍然是理解的，并且，堅定的希望和相信著，中國的藝術界能夠變得越來越好。
其實，梅先生并不孤獨，因為，在中國的藝術界，敢于直言不諱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了。我們希望更多公正客觀和開誠布公。
因為無私，所以無欲——這就是梅墨生。
梅墨生，號覺予、覺公，1960年6月生于河北遷安市。現為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國家一級美術師、院藝委會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文化部藝術品評估委員會委員、榮寶齋畫院特聘專家，兼任北京大學書法藝術研究所、清華大學美術學院、中國美術學院、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山西師范大學、河北理工大學等多所藝術學院碩士生導師、客座教授。
作品多次入選重大展覽及作品集，名錄收入多部辭典，學術論文多次入選大型學術會議。
“你的書畫都非常大氣。在我所見到的你的同齡人中，像你這樣的筆墨功夫非常少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