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畫、文人畫，兩者既有區(qū)別，又有從屬關系。中國畫這個名稱是現(xiàn)代相對于西畫而提出來的泛稱或統(tǒng)稱，主要著眼在藝術形式風格上。在外國人眼里，一般是不能區(qū)別工匠畫，院體畫和文人畫之間特點和意義之差別的，只知都是中國畫。而文人畫，乃是相對于工匠畫和院體畫而提出來的，是就整體藝術風格特點的不同來分類的。若從形式風格而言，乃是大同小異；若從內涵、創(chuàng)作手法、藝術格調，及畫家的品性、修養(yǎng)和目的而論，是異多同少。如文人畫主在自娛，含道應物，窮理盡性，排斥功利性，創(chuàng)作是自由的，而院體畫、工匠畫則不能如此。

　　文人畫，從觀念上看，旨在表現(xiàn)畫家的人格和體現(xiàn)“道”的精神，強調“無常無我”、“天人合一”之“含道應物”的情與意；從表現(xiàn)特點上看，重自然山水花鳥的藝術表現(xiàn)，以托物寄情、窮理盡性、以形寫神、得意忘象、似與不似、氣韻生動為旨歸；融詩、書、畫、印于一爐，表現(xiàn)出極高的文化品位。從表現(xiàn)形式風格上看，以線為基礎，“以白當墨”為靈魂，以“寫”為特點，以“一畫”為手法，以變、動、氣、骨、韻為生命力，技進乎道，創(chuàng)造情景交融的“無我”之藝術境界和“有我”之獨特的藝術風格。文人畫以上這些特點，從其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一登上歷史舞臺，便已很好地展示出來了，盡管當時在創(chuàng)作實踐與藝術水平上尚處于幼稚階段，但其對藝術理論原理的建樹，不僅奠定了文人畫理論的基礎，而且其藝術哲學水平之高，總令后人仰之彌高而難以超越，這與當時的書論、詩論、文論的成熟和高水平的表現(xiàn)是同步的。

　　“文人畫”東晉開創(chuàng)，由唐代王維推動，經北宋蘇東坡的倡導和努力，使文人畫形成強大的潮流，不僅寫意性的文人畫山水藝術走向成熟，同時也開創(chuàng)了文人畫寫意花鳥畫藝術。詩、書、畫、印有機融合，提高了文人畫的品位，使文人畫成了民族繪畫藝術的代表之一。至元代涌現(xiàn)了黃、王、倪、吳四大山水畫家，使山水畫藝術成就登上了新高峰。至明末，董其昌提倡“南北宗”論，從學術而言，是為探究山水畫藝術風格流派的演變，但其流弊卻引發(fā)了畫壇的宗派矛盾。明末至清代，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資本主義商業(yè)經濟的發(fā)展，導致了書畫的商品化、功利化特征進一步發(fā)揚。期間在江浙地區(qū)興起了許多地方性畫派，類似商業(yè)行會，以功利為目的，以爭奪市場。他們扯起文人畫大旗，捧出王維為宗祖，以“元四家”為典范，無非是為抬高自己的身價。由于當時書畫市場的需求者主要是商人、達官貴戚，他們大多是平庸之輩，于書畫只是為裝點風雅或送禮，故對書畫只以社會名聲大小論畫價，并不在意藝術水平的高低優(yōu)劣，從而影響了畫壇的風氣。在“南北宗”論影響下，摹古風氣盛行。文人畫從此走向衰落之途，此風一直影響著近現(xiàn)代書畫藝術的發(fā)展。今天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書畫商品化已成潮流，以名聲論畫價的時風已成為了當今的畫壇一大弊端。文人畫的式微，似已成歷史的必然之勢了。

　　傳統(tǒng)文人畫，排斥功利性，追求人生心靈的高尚，來創(chuàng)造圣潔崇高的畫境，為此而排斥工匠畫和院體畫。蘇軾貶抑吳道子和宋畫院之畫，而褒揚王維、文同。今天，有人曾說“中國畫滅亡”，這是錯的；但如果說“文人畫滅亡”，則是值得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