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人與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原本應是會員與組織、被服務與服務的關系，現在卻屢屢“撕破臉”。音樂人宋柯、劉歡就曾聲言要打破音著協壟斷，不少音樂人甚至威脅要集體“退會”。這套歐美舶來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為何頻遭“中國式難題”？“靠制度自肥”的指責是否空穴來風？在音樂作品“被”免費的時代，音著協如何為音樂人討來應有的報酬？畢竟，只有各個環節和諧發展，才能帶來音樂產業的繁榮，也才能讓愛音樂的你我受益。
音樂人的抱怨
版稅收入與國外差距較大，靠版稅生活是種奢談
26日在微博上，《濤聲依舊》的詞曲作者陳小奇“曬”出了剛到手的版稅單，總額不到3萬元。這讓走南闖北的他心里不是滋味。“在香港，好的詞曲作者每年都能拿到幾百萬港元的版稅收入。”這樣的差距，多多少少被陳小奇歸咎于“收費者”音著協的“不作為”。
在著作權法修訂期間就飽受爭議的集體著作權管理制度，如今又遭音樂人發難。不息的批評、難止的質疑，是因為制度設計的漏洞還是版權意識的低迷？
陳小奇曾對媒體表示，香港作曲家及編曲家顧嘉輝“有多少年沒寫歌了，但每年還有超過20萬元的收入，老歌還是能收到那么多版稅。”陳小奇認為，按正常情況，音樂人應該靠版稅生活，寫一首好歌就能換來一年的瀟灑，但現在的條件的確做不到。
對于這番讀解，音著協很是無奈。盡管不便透露具體數據，但副總干事賈松強調，陳小奇的版稅收入應當不低。
而對于版稅清單中像“3分錢”這樣的海外收入，音著協起初也感到困惑，交涉之后才發現，在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電臺，如果歌曲只被電臺播送過一次，那么收費的起點是很低的。“電臺的分配是按照時間計算點數，像國外的歌曲在中國的電臺播放，如果次數不是很多，我們給他們的版稅也就幾毛錢而已。”賈松表示。
但是，對于同樣來自音著協的版稅分配單，《開往春天的地鐵》詞作者吳向飛卻有著另外一番心情，“我是入會比較早的會員，親身經歷了從最初一年只能拿七八百的‘米粒兒’到現在超過10萬元的‘蛋糕’。”盡管吳向飛認同內地音樂人同香港同行的版稅收入差距，但眼見著版稅的“米粒兒”發酵成了“蛋糕”，他仍然寬慰了不少。
“內地的音著協管理的會員太多，盤子大了，工作的細致度就跟不上了。沒有及時溝通的話，會員可能就會有誤解和不滿。”吳向飛這樣解釋會員之間的感受差異。
盡管意見相左、感受相異，音樂人靠版稅生活依然是一種奢談。據陳小奇介紹，現在大部分詞曲創作者只能靠稿費或者勞務費生活，“要么是委約創作，要么就是上電視當評委等這樣的勞務收入。”不少音樂人開始給一些企業創作形象歌曲，而非自發創作。“企業歌曲在北京一首可以達到50萬元，而且只負責譜曲，還不包括錄音、制作費用。”
音著協的難處
獲酬能力低屢遭質疑，面對侵權行為力不從心
盡管會員對于音著協的服務或滿意或不滿意，但音著協獲酬能力低卻是不爭的事實。“去年我們的收入是8800多萬元，僅相當于發達國家和地區同類機構的零頭。”音著協副總干事劉平略有些無奈地說。據報道，美國的類似機構ASCAP于2009年收集了總計約9.9億美元（約合61.6億元人民幣）的版稅，其中8.6億美元左右（約合53.5億元人民幣）用于會員分配。
“獲酬能力的高低，跟著作權法的整體實施水平相關。”賈松說，負責收取香港地區門店許可費用的人員只有四五人，但工作開展得卻很順利，“要是換了內地，不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被店家轟出來都有可能，關鍵我們的民眾還沒有形成付費使用音樂作品的習慣。”
“就拿商業場所播放的背景音樂來說，內地屬于合法公共播放的商家只有1萬多家，相較于我們的商家總數量，不過是九牛一毛。”劉平表示，如果所有商家都能自覺繳納版權費用，音著協的收入將直追國外，“各位權利人的版稅自然也就水漲船高了。”
在劉平眼里，音著協只是“群眾組織”，面對普通的盜版、侵權行為，沒有執法權，維權方式也十分有限，“一來就是交涉，二來就是訴訟或者行政投訴。”面對汪洋大海般的使用者，員工僅50多名的音著協顯然有些“力不從心”。
而低廉的違法成本也是導致侵權者心無懼意、音著協難收費用的關鍵因素之一。“我們一首歌的侵權賠償能到三五千就很不錯了，低的有兩三百的，這樣的違法經營成本怎么能夠起到威懾作用？”劉平無奈地說。美國2009年時發生了一件著名的音樂版權侵權案例，明尼蘇達州地區法院判定身為侵權者的單身媽媽向唱片公司賠償192萬美元，平均每首歌的賠償金額高達8萬美元。中美在著作權侵權案中的判罰力度可見一斑。
音樂的未來
徹底免費只能耗盡產業元氣，付費時代終將開啟
在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具有法定壟斷地位。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版權專家吳偉光對此類組織的壟斷地位并不看好。他認為，中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問題不少，制約了著作權人通過正常的市場渠道獲益。
壟斷環境下，著作權人失去了選擇權，只能依靠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收取版權所得，于是，版權人與市場隔離開，這就使版權費征收過程很難實現透明化，在這種情況下，腐敗容易滋生，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
據悉，很多著作權人都曾要求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將賬單明細實現公開透明，但是，“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往往借口自己所負責的著作權人太多，公開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可操作性低。”吳偉光稱,“誰能鬧就多給誰一些錢。從這一點來看，這是一個讓老實人吃虧的制度。”這樣的定性，音著協難以認同，并表示公開不存在任何成本和技術問題，唯一的顧慮是會員隱私。
引入競爭機制、無論營利組織還是非營利組織都參與進來，在吳偉光眼里，這樣做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也可使著作權人通過選擇與比較進行“最好”的監督。但是，劉平表示，中國目前的著作權環境并不好，還處于管理制度發展的初期階段，此時引入市場機制，很有可能帶來標準的多元化，引起市場混亂。“如有不慎，市場會出現壓低產品價格的惡性競爭現象，最終損害的還是著作權人的利益。”
壟斷的存廢之爭，都是以更好地均衡創作者和使用者利益、更好地為受眾提供音樂產品為出發點。網絡文學、數字音樂，都是互聯網產品，但是前者卻孕育了年入千萬的寫手，后者卻只能讓人秋水望穿、兩袖清風。吳偉光認為，“這是因為盛大文學這些網站使用了較好的終端用戶付費模式。這是一種健康的、有營收能力的商業模式。”蘋果的iTunes模式構建了數字音樂的付費模式后，為美國曾經一蹶不振的音樂市場注入一劑強心針。
有專家坦言，免費帶來的短暫享受終將躺倒在音樂產業的墓碑上。復歸繁榮、佳作迭出的中興之路，需要強有力的經濟引擎。不管是用戶的直接付費還是間接付費，只有“付費”才能延續音樂的生命，才能讓你我聽到更多“好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