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1942年的河南人來說,生存依靠的已經(jīng)不是什么信仰,而是本能。在這種殘酷的生存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間那點微弱的善良的光芒。” 

　　　　　　——劉震云 

　　　　“《一九四二》的價值就是認識我們的民族性。影片中的老東家和素不相識的小女孩走完了逃荒路。兩個陌生人瞬間成為親人,正是我們民族的特點,這微弱的人性光芒,也是我們這個民族不會滅亡的原因。” 

　　　　——馮小剛 

　　2012年8月16日,《一九四二》導(dǎo)演馮小剛(右)、編劇劉震云出席電影預(yù)告片發(fā)布會。　新華社資料片　張書旗

　　馮小剛曾多次被問到“你最想拍的影片是什么?”這個問題,他的答案始終沒有變過——最想拍的是根據(jù)劉震云同名小說改編的《溫故1942》。如今馮小剛達成所愿,把它拍成了電影:《一九四二》。

　　“從小說《溫故一九四二》創(chuàng)作完成,到電影《一九四二》完成拍攝,花了20多年。在這20多年里,小剛一直沒有放棄拍攝這部電影的念頭,一定是小說里有什么東西特別觸動他。”劉震云說。

　　這部被冠以史詩的巨制,牽動了太多人的神經(jīng)。無關(guān)乎電影質(zhì)量和影像技巧,電影講述的歷史事件,才是最震撼人心的。馬未都看完首映后直呼《一九四二》讓人煎熬。主持人張泉靈也在微博分享了自己的觀后感,“兩個半小時,心在油里煎著,大石頭底壓著,叫不出痛來。直到片尾曲響起,一滴眼淚從我眼眶里溢出。”

　　對于這樣一部拷問靈魂、反思歷史的電影,演員李冰冰也發(fā)微博感慨,“中國現(xiàn)在太需要這樣一部電影了!認識歷史、認識民族、認識自己!”她認為,電影帶來的震撼有一股“直戳心底”的力量。

　　被人遺忘的歷史 

　　小說創(chuàng)作的緣起有點偶然。

　　“1990年,我的朋友錢鋼準備編一本《中國災(zāi)難史》,希望從中看到中國人是如何從災(zāi)難中走出來的。他從20世紀入手,選取了90個發(fā)生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重大災(zāi)難,每年一個。”劉震云說,“在1942年,他選擇了當時最嚴重災(zāi)難——河南旱災(zāi)。因為我是河南人,錢鋼把這個災(zāi)難的寫作任務(wù)交給我。讓我感到驚訝的是,作為一個河南人,我竟然不知道1942年曾經(jīng)發(fā)生過這么嚴重的旱災(zāi),嚴重到死了300萬人。”

　　因為“不知道”,劉震云回河南去追尋和溫故了1942年的旱災(zāi)。回到自己的家,找到親歷過那場大災(zāi)的外祖母,可是老人家也已經(jīng)將其遺忘了。這對劉震云的震動很大,這個故事也由此逆轉(zhuǎn),不再僅僅是一場駭人聽聞的災(zāi)害,而更多的是情感的醞釀。

　　接下來的探索,讓劉震云找到了之所以會死亡300萬人的原因:作為當時抗戰(zhàn)正面戰(zhàn)場的河南發(fā)生這場大災(zāi),蔣介石選擇放棄,將餓殍遍野、嗷嗷待哺的河南丟給日本人；而日本人也洞悉了蔣的盤算,并不進入河南。在這個需要救援的時刻,國民政府以及侵略者日本都放棄了河南,政治進入“真空時刻”,死亡便無可避免地大規(guī)模發(fā)生。

　　這段似乎已經(jīng)被遺忘的歷史,漸漸明晰地展現(xiàn)在國人面前。劉震云由此受到極大的震撼,人類歷史上那么大規(guī)模的災(zāi)難,竟幾乎被人遺忘,一些親歷者似乎也是“選擇性”失憶,不由得千頭萬緒。

　　“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涼” 

　　“這部小說不能簡單地用喜劇和悲劇來定義,它應(yīng)該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民族心靈史。”劉震云這樣評價自己的作品《溫故1942》。

　　“《一九四二》揭示的是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災(zāi)民、日軍、國民政府、美國人……幾種勢力擠壓在一起,他們之間互不見面,但災(zāi)難使他們既有的位置都發(fā)生了變化,他們在一起做出了一鍋“雜拌粥’。對1942年的河南人來說,生存依靠的已經(jīng)不是什么信仰,而是本能。在這種殘酷的生存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間那點微弱的善良的光芒。”

　　劉震云認為,《溫故一九四二》和其他作者筆下的災(zāi)難不同,這部小說寫的是怎么面對這個災(zāi)難。他覺得是用幽默的態(tài)度而不是故作嚴肅的、追問的、偽知識分子的立場。

　　“我曾經(jīng)講過一個故事:老張要餓死了,餓死的時候他沒有想起日本人,沒有想起蔣委員長,沒想起美國人、英國人以及蘇聯(lián)人,他想起了老李,因為老李是他的好朋友,但老李三天前已餓死了。老張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值了。”

　　“這個幽默背后是巨大的悲涼。”劉震云說。

　　從小說到劇本,劉震云要表達的始終沒變:災(zāi)民面臨死亡的態(tài)度。從這里可以窺探出太多關(guān)乎民族性的思考。正是被這部小說打動,馮小剛對民族的認識有了新的變化。也就是從那時起,這部小說讓馮小剛和劉震云在時光荏苒中,不停地醞釀探索,并最終將它拍成電影,搬上了大銀幕。

　　從不可能到可能 

　　從小說到電影,《一九四二》醞釀了近20年。在馮小剛看來,命運其實很厚待《一九四二》,“如果那時我們湊個兩三千萬元,勉勉強強捉襟見肘地拍了,我們對生活的認識,對歷史的認識那個時候還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一九四二》經(jīng)過了長時間的準備。劉震云也一直沒有停歇,不斷地在調(diào)整這個劇本,修改了差不多20稿。期間,國民黨在臺灣由執(zhí)政黨變?yōu)樵谝包h,又由在野黨成為執(zhí)政黨,陳水扁也成了階下囚。“歷史在不斷地往前走。”馮小剛說,“這些其實給了我們?nèi)タ催@個歷史的方式,就是你不能夠下一個特別武斷的結(jié)論,因為你不知道最后是什么樣。”

　　從電影的籌備開始,馮小剛、劉震云身邊的人幾乎都認為不可能拍成電影,因為正如劉震云所說,“并不是這個小說不豐富,它太豐富了,并不是你看到的電影和小說的不同,這個不同不是近20年它由不成熟到成熟,那是因為電影和小說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藝術(shù)形式,特別是《溫故一九四二》跟電影。”

　　因為《溫故一九四二》是一個調(diào)查體小說,它不對具體的人物、故事、情節(jié)和語言負責(zé)任,小說中作者描寫的就是一個人,他是餓死的300萬人的化身。這是《溫故一九四二》所不同于別的書的地方。作為一個調(diào)查體的文學(xué)作品它是成立的,但到電影它就有局限性,電影不可能把300萬人全都拍出來。電影要求到很具體,電影必須有人物、有故事、有起承轉(zhuǎn)合的情節(jié)。而這些原來的《溫故一九四二》是沒有的。

　　可以稱之為“因禍得福”,正是有了這近20年的籌備,劇本更加成熟,拍攝時機也正合適。在此期間,王朔也在不停地為馮小剛和劉震云打氣鼓勁。王朔曾對馮小剛說:“作為一個導(dǎo)演,你真的需要有這么一個電影。而且拍完這個電影有一特別大的好處——你就可以沒有任何精神負擔(dān)了。”

　　劉震云談起王朔的支持,也很感慨,因為當初正是王朔把《溫故一九四二》推薦給了馮小剛。在《一九四二》一次次下馬的時候,也是王朔堅定地認為這電影一定要拍。他更是曾對馮小剛說過如果經(jīng)濟上損失了,“我給你寫個喜劇再把錢賺回來”。

　　“拍《一九四二》也是我為我們的民族盡了一份力” 

　　這是一部嚴肅的民族性電影,探討的是史實,拷問的是心靈。

　　“在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中,我跟小剛一直覺得要特別注意表達上的節(jié)制。”劉震云說,“所謂節(jié)制,就是在面對這么大的災(zāi)難的時候做到不煽情,不要有過多的臺詞和表演。在面對《一九四二》這樣一個題材的時候,創(chuàng)作者的任何一種態(tài)度都是站在70年后優(yōu)越的生活里揭災(zāi)民的傷疤,這是非常殘忍的。我在《一句頂一萬句》里就說過,真正好的創(chuàng)作者,應(yīng)該是一個平等的傾聽者。”

　　但參演《一九四二》的演員則是另一番感受。

　　“《一九四二》代表我們這一代電影人的堅守。”電影中扮演“老東家”的張國立說,“一天到黑除了早晨四五點鐘給牙上涂的那一點油彩之外,什么都沒有吃,太容易流下淚來了。”

　　餓殍遍野,滿是泥巴,大量的群眾演員,全部都扮成難民,置身于那樣的環(huán)境之下,演員們無論是誰都無法將個人情緒轉(zhuǎn)移,“會很可憐自己。”張國立說。

　　在電影中飾演“花枝”的徐帆講起拍攝場景,也感嘆“苦到麻木”,但是她真正說的是心靈上的觸動,是真正入戲的“苦到麻木”,這也是劉震云所說的,那種人在極度饑餓下的所展現(xiàn)出的“麻木勁兒”。

　　在多次首映式上,劉震云都談及影片主旨:“《一九四二》中的老東家,和一個素不相識的小女孩走完了逃荒路。兩個陌生人瞬間成為親人,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特點,這微弱的人性光芒,也是我們這個民族不會滅亡的原因。”馮小剛也表示,“拍《一九四二》是我為我們的民族盡了一份力。”

　　“電影就兩個價值,一個是認識價值,一個是娛樂價值。《一九四二》有什么樣的認識價值呢?就是認識我們的民族性。”馮小剛說。

　　(部分內(nèi)容據(jù)媒體公開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