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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的二炮文工團副團長陳思思在兩會上廣受關注，而她關注的話題和進行的調研，與自己的演出經歷密切相關：“我借著‘美麗之路’演唱會的機會，從2009年到2012年先后4次跟隨中華文化聯誼會等組織、演出團體演出。每到一地，我都會用近半個月的時間和當地的民眾、音樂人、文藝界人士交流，也到當地市場化程度頗高的文化公司、經紀公司進行了解。我感覺，我們的文化輸出還不對等，期待日后能有更多深層次的交流。”

　　文化交流的“赤字”似乎是一個老問題，如今兩會“老調重彈”，在于委員們認為：中國對外的影響力過于薄弱，已經到了文藝界必須正視和有所行動的關鍵時刻了。

　　“很多進入巴黎盧浮宮展出的中國美術作品，都是二流甚至三流的，根本無法代表中國美術當今的真實水準。外國人看過這些作品之后，會覺得中國美術這么多年來并沒有取得進步，這無疑會對國家形象帶來損害。”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吳長江說。

　　如何讓更多的中國藝術家去西方主流美術館、博物館展出作品，被更多外國公眾所熟知，這在吳長江和尼瑪澤仁等委員看來，是很急切的事情。不僅是視覺藝術，有人曾感慨，每一位中國知名作家的背后都站著一個更著名的西方作家：魯迅背后有果戈理、茅盾背后有左拉、巴金背后有托爾斯泰、曹禺背后有奧尼爾、郭沫若背后有惠特曼和歌德、艾青背后是波德萊爾，而郭小川和賀敬之身后的人是馬雅可夫斯基——自從1934年魯迅先生提出“拿來主義”后，中國在吸收和融合西方藝術方面的意識不斷增強，但在將中國文化深入到西方文化方面的成效則不讓人滿意，當富含中華文化底蘊的作品越來越少，效仿西方的復制品越來越多，我們在驚覺自己已被西方文化包圍時，文化主流“入超”趨勢依然明顯。

　　在漢代，絲綢之路以商業帶動的文化交流與發展曾寫下輝煌的業績。可如今，對外演出市場在為中國文藝工作者帶來交流新機遇的同時，也給文藝界帶來不大不小的尷尬。“如今有太多低水平的演出團體去國外演出，其中有很多都是由政府買單的，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據我所知，一些業余團體都能通過各種手段進入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出，外國人不會分辨你是山東的還是東北的，他們只會認為你是中國的，而這些根本無法代表中國藝術真實水平的演出，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音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徐沛東說。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音協副主席、北京交響樂團團長譚利華認為，中國文化“走出去”，還是應該去西方重要國家的主流城市，與該國比較成熟的經紀公司合作，在主流的演出地點展現代表中華民族真實藝術水平的作品。一些國內藝術團體出國演出，針對的僅僅是當地的華人華僑，只在華人的圈子里自娛自樂，演出時間常常被安排得很晚，因為到那時在餐館打工的華人才有空閑，更離譜的是這些演出的票往往還是免費贈送的。動輒花費成百上千萬元資金去國外演出，卻不能產生任何影響，這不僅是一種浪費，更對中國文化“走出去”毫無裨益。

　　有時，有了好節目，也一樣達不到效果。“對外演出影響到中國的形象，因此應當由統一部門進行管理。其實我們的一些出國演出團體的水平還是很高的，但就是硬件條件跟不上，演出時的舞美、音響都很差，這會使演出效果大打折扣，硬生生地把一流的節目演成了三流，在這方面我們一定要注意，并不是說有好演員就能出好節目。”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聯演藝中心主任郁鈞劍所說的現象，引發委員們關注到一個以前常被忽略的話題：海外的文化交流機構、海外落地媒體，肩負著傳播中國文化、塑造國家形象的責任，但這樣的責任還不夠清晰。

　　交流的關鍵點，在于與發達國家的話語方式和游戲規則接軌，這迫切需要提升中華文化的主體競爭力。“我們的文化不應是‘走出去’，而是‘請出去’——出去的必須是精品。”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舞協主席趙汝蘅如是說。選擇那些原創和展現當代的藝術精品，以促進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協主席馮驥才認為，國家要把文化交流當成是建筑物的設計，必須要進行系統合理的頂層設計，才能保證你所筑造的高樓大廈巍峨屹立——而這座文化的高樓大廈，其實就是中國形象的代表。委員們表示，中國當代文化只有“走出去”，在與世界各種文化的激蕩中保持個性并增強話語權，才能更好地展示自己并發展自己。堅持文化上的“拿來主義”與文化輸出，可以帶動中國當代文化的科學發展。在談到中國是否會成為一個超級大國時，撒切爾夫人曾毫不客氣：“中國沒有那種可用來推進自己的權力，從而削弱我們具有國際傳染性的學說。今天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這樣的批評讓人如芒在背，也更可以促使我們逐步建立一種“出超”型的文化交流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