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傳統文論現代轉換之失語癥
>> “失語”，實際上指的是失去了中國文化與文論的學術規則，也就表現為用西方的文論來切割、評論中國古代文論，用西方的科學性、系統性來攻擊中國古代文論的無體系性。
>>中國傳統的固有話語規則是什么呢？在我看來，主要有兩個：一是以“道”為核心的意義生成和話語言說方式；二是儒家“依經立義”的意義建構方式和“解經”話語模式。
>>我所說的“失語”還表現為失去了中國與西方在跨文化對話中產生理論成果的良機，失去了文化的“雜交優勢”。這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大戰略失誤。
自“失語癥”問題提出后，引起巨大的反響。以季羨林等前輩為代表的學者對此皆大為認同。當然，也存在反對意見，這些學者大多數是在“誤解”的基礎上進行商榷的。如有學者認為“失語”就是“失學”，把會不會“失語”看成是否有學問、學術功底優劣的問題。關于“失語”與學術功底的關系，我一開始提“失語癥”時就明確指出，“失語”與學術水平的高低并沒有必然聯系；“一些學者，甚至一些古代文學和古代文論研究專家，也不可思議地出現解讀的困難，其情形是非常嚴重的！這種解讀能力的低下，并非意味著古代文學與文論專家水平不高，而是所操文論話語不同所致”。用與中國話語差別甚大的西方文論話語規則來解讀闡釋中國古代文論，當然就會出現誤讀和曲解。因為我所說的“話語”是專指不同的話語規則，“失語”是指失去了自己的話語規則，而并非什么“失學”，或外語不好之類。
中國文論患上“失語癥”的原因，首先就在于我們對民族傳統的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我丑化，忽略甚至完全拋棄了傳統文化的學習和教育。中國文化近百年的發展史，有一個繞不開的情結，就是痛恨自己的傳統文化，將中國的落后被動挨打統統歸咎于傳統，在這種長期的自我批判、自我矮化和自我丑化下，當前的部分中青年學者與學生甚至形成了這樣一種看法，即：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是相矛盾的，會阻礙其發展。因此，只要是倡導中國傳統文化，那就是倒退的、落后的、反現代化的，并形成了這樣一種思維模式。正由于這樣一種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我丑化模式，才出現了中國文化與文論的失語癥，影響到了中國的方方面面，其中一個嚴重的方面就是教育。忽略傳統文化教育是當今教育的一大失策。目前相當多的中青年學者與學生，在大肆批判傳統文化時卻并不真正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大多數人從未讀過“十三經”，這實際上正是“失語癥”的又一根源。傳統文化當然可以批判，但要批判它，你首先要了解它、知曉它。可是，當今的中青年學者，大多沒有讀過原汁原味的“十三經”，沒讀過《諸子集成》，以致形成了今日極為嚴重的空疏學風，在這種彌漫學界的不懂傳統的空疏學風下，必然會導致對傳統學術規則的生疏與隔膜，這種生疏與隔膜長期延續下來，就只能形成失語。
其次，中國文論“失語癥”的原因，在于忽視異質性，對西方文化照搬，唯西方文論是從。所謂異質性，是指從根本質地上相異的東西。就中國與西方文論而言，它們代表著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機制、知識體系和文論話語上是從根子上就相異的（而西方各國文論則是同根的文明）。這種異質文論話語，在互相遭遇時，會產生相互激蕩的態勢，并相互對話，形成互識、互證、互補的多元視角下的雜語共生態，并進一步催生新的文論話語。但如果不能清醒地認識并處理中西文論的異質性，則很可能會促使異質性的相互遮蔽，并最終導致其中一種異質性的失落。而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命運，正是學界忽略其異質性，處處套用西方文論而不顧及中國文論的異質性，天天操著洋腔來大講李白的“浪漫主義”、杜甫的“現實主義”、白居易詩歌的“典型形象”，使中國文論話語的異質性被西方文論話語所遮蔽，并最終使中國文論話語失落。
當然，從更深的學理層面來看，失語的原因在于中西知識譜系的整體性切換，以科學作為評判知識的標準。“五四”前后的中國文化發生了現代轉型。現代轉型之后的知識是以西學為標準的現代知識形態。中西知識譜系的整體性切換，新知識取代舊知識，西學取代傳統。20世紀的中國文論進入理念知識時代，科學上升為檢驗一切合法性的權威。而一旦宣布科學為唯一合法的知識，同時就宣布了中國傳統知識的無效。因為Science的知識是這樣一種知識：它以理性為人性基礎，以邏輯實證為論證手段，以精確的分析性概念為知識內涵，并以邏各斯座架下的論域劃分為譜系背景。它與中國傳統知識具有根本不同的知識質態。因此中國評點式的詩學傳統被指斥為不科學、不系統、不成體系，進而被打上低人一等的烙印。
“失語”，實際上指的是失去了中國文化與文論的學術規則，也就表現為用西方的文論來切割、評論中國古代文論，用西方的科學性、系統性來攻擊中國古代文論的無體系性。我早在1996年就指出，“失語癥”的實質“并非指現當代文論沒有一套話語規則，而是指她沒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別人的話語規則”。何謂話語規則？話語規則是溝通得以實現的基礎，是指在一定的文化傳統、歷史背景、社會語境中約定俗成的語言和意義建構的法則。中國傳統的固有話語規則是什么呢？在我看來，主要有兩個：一是以“道”為核心的意義生成和話語言說方式；二是儒家“依經立義”的意義建構方式和“解經”話語模式。這兩條主線生成又派生出眾多的附屬生成規則，如言不盡意、立象盡意、微言大義等等。中國傳統文化與文論長期以來受中國特有的話語規則的主導，而如今的“失語”是指我們失去了固有的具有民族性的意義生成和話語言說的話語規則，失去了我們自己的基本理論范疇和運思方式，只能照搬和套用西方的理論，扮演學舌鳥的角色，結果既未形成當代具有民族創造性的理論，同時在對傳統文論的研究方面也難以取得真正進展。
由于中西知識譜系的整體切換，本世紀傳統知識的研究主流是在西學之分科切域的目光下的肢解性研究，重心是用西學的邏輯視域、知識點和分析方法對傳統知識作分析、甄別、確認、評價，實質是將傳統知識“翻譯”為分析質態的西學知識內涵。于是中國文化在近代被迫從直觀體驗式的“感悟型知識質態”被整體切換為邏輯分析性的“理念知識形態”。由于整個知識的背景根基是西學的，傳統知識只有在被“翻譯”為西學式分析性內涵的時候似乎才可以理解。但事實是：傳統知識的特質常常沒法“翻譯”。如“風骨”既非形式，又非內容，既非表現，也非再現；“味”既非邏輯意義，又非情感意義，既非隱喻，也非直陳；“興”既非審美性，又非功利性，既非表層，也非深層；“韻外之致”，既非第一涵義系統，又非第二涵義系統，既非張力（tension），也非反諷（irony）；“虛實相生”，既非無，也非有，既非模糊，也非含混；“氣韻生動”，既非情感性，又非形象性，既非個別，亦非普遍。
同時，我所說的“失語”還表現為失去了中國與西方在跨文化對話中產生理論成果的良機，失去了文化的“雜交優勢”。這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大戰略失誤。有許多例證可以說明文化雜交的優勢所在。如禪宗就是中、印異質文化雜交而產生的文化優勢。這一優勢直到現在仍在日本、美國產生著深遠影響，寒山詩在日本、美國不斷受到青睞就得力于禪宗思想的話語規則和話語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的中國有可能正處在從“西化”到“化西”的轉折點上。我們已經歷了近百年的“西化”歷程，中國文化已經到了幾乎要被“西化”掉的衰弱局面。這種虛弱狀態就是我所描述的當今文化與文論的“失語”狀態。“失語癥”之所以“接觸到當前文學理論界的要害”，就是因為這是一個重大的文化發展戰略問題。
從一定意義上說，這種“失語”是有歷史的必然性的。不僅中國如此，大部分東方國家都如此。中國文論話語規則的喪失，并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被西方強勢文化挾經濟、政治、軍事等之威而強行中斷的，從而造成我們文化的失語。因此，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導致中國文論失語的首要原因是政治歷史因素。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華文化第一次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嚴峻挑戰。西方文化借著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華文化的堅固堡壘。中華文化之根，第一次真正動搖了。在民族危亡之際，救亡圖存的意識，迫使中華民族不得不“求新聲于異邦”，甚至不惜打倒孔家店，拋棄傳統文化……這種文化選擇，在當時是迫不得已的，是在外力的強迫下的不得已的選擇，而并非中國文化合乎邏輯的發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種非正常的文化發展，或者說是一種非正常的發展。這就意味著，19世紀末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直接導致了西方文化的強力滲透，在中國文化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西方文化在政治話語的優勢下用這種長驅直入的形式來進入中國文化。當然，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中國文化也不得不采取“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策略。由最初的被動變化為后來的主動去學習，這樣就造成了一種文化上的斷裂，中國文化和文論從自身的文化語境中斷裂開去，開始走向西方化。
（編輯：單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