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而深邃的“底色”
這不是蛐蛐叫，這是愛的呼喚，情的吟唱，在一百多個漫漫長夜里，它以它的微弱、飄渺反襯了遠方B-52轟炸的驚天巨響；但它也以它的堅韌、執著，穿越千山萬水，穿越不同族群，直抵人心，直達永遠……
《底色》立體書影
徐懷中
1929年出生于河北省邯鄲市。1941年考入太行中學，1945年2月參加第十八集團軍總部前線劇團，從事美術宣傳工作，上世紀50年代初開始文學創作。1958年調解放軍報社任編輯、記者，1963年調軍委總政治部文化部任專業創作員。“文革”中下放昆明軍區，1978年調八一電影廠任編劇，1984年任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1985年任軍委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部長，少將軍銜。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八、第九屆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54年開始發表作品，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說《地上的長虹》、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中短篇小說集《沒有翅膀的天使》《徐懷中小說選》《徐懷中代表作》等。短篇小說《西線軼事》獲第二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一屆解放軍文藝獎一等獎。
在越南采訪期間，當地群眾為徐懷中理發
徐懷中（右）與“中國作家記者組”領隊阮玉林合影
“中國作家記者組”與接受采訪的越南女子合影，后排中間者為徐懷中
近30年前——大約是在1984年、1985年的冬春之際吧，我們解放軍藝術學院首屆文學系在主任徐懷中先生的帶領下，呈風生水起、蜻蜓舞荷之勢，推出了“35個文學的夢”，而文學系也因此異軍突起為新時期文學重鎮，為軍內外矚目。
雖然徐主任自創辦到離開文學系，只帶了我們一年多，但卻由此開創了新時期軍旅文學的新生面，藉此改變了我們很多人的命運。大家一直稱呼先生為主任，一是為保持當年的那份敬重和親切，二也是以作先生的弟子引為自豪。近30年來，除了拜年拜節，平時偶通音問大都跟文學有關。由此我也知道，先生心中的文學夢想也始終不能釋懷。聽說先生擬以親身經歷為線索創作一部反映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長篇小說。以先生的手眼，那該是一個令人期待的誘惑。
殊不料，新世紀之交，年屆70的徐主任，突然先后在《人民文學》發表了《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和《或許你曾見到過日出》兩個短篇小說。前者風格奇詭，若說是先鋒，但語詞地道，簡約凝練，一派現實主義作風。但若說是傳統，情節結構又出神入化毫無邏輯。后者則自然平淡到極點，直接運用談話口吻，流暢樸實，與前者面貌又是大不同。二者相繼問世，看作者的名字標在上面，讓人大呼意外，似乎絕對不可能是出自徐懷中手筆。
一晃又過了12年。去年春上的一天，我突然收到先生捎過來的一個大信封，拆開一看，竟是一部自己裝訂的沉甸甸的大書。粉綠色的封面，中央凸顯一小塊深藍，鑲嵌兩個仿宋字《底色》，左上角標出“非虛構”，右下角署名：徐懷中。一時我不禁大喜，心想這就是那部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長篇吧！用手摩挲了一會兒，我才掀開封面，不料扉頁上赫然寫著熟悉的工整老辣的先生親筆：
向前：
1965年冬—次年春，我從金邊秘密進入越南南方，經歷了四個多月戰地生活，一直延誤至今，才寫出這么薄薄的一本小書。請你抽空看一下，提出修改意見。
增湘問候聚寧。
徐懷中
五月七日
親切和信任夾帶著幾分驚喜，先生竟然還有這么一段戰地生涯！而且悄沒聲就這么寫出來了。我信手往下翻，先是于增湘老師（徐主任夫人，筆者注）的序，書信體，一起手就說：“你到越南南方去了，沒有等到你回來，我又要走了，參加‘四清’工作團，到陜西千陽縣農村去……”娓娓道來，如寫家信，如嘮家常。我竟將序言跳過去了，急于要見識這部長篇的“廬山真面目”。
第一章第一節第一個自然段云：
“增湘翻開古琴譜，在練習《山居吟》，這是廣陵派代表作，她最喜歡彈的。等她停下來，我才提出一個小小的請求：勞您的大駕，給我這本小冊子寫一篇序言。約請別人，都不及你來寫更合適，這一項光榮使命，只能是歷史性地落在你的肩上了。”
看著新鮮，更加著急，又一下子跳到第二節，云：
“圍棋有‘打譜’一說，對照著棋譜，把前人有名的棋譜一著一著擺下來，悉心捕捉盤面上此消彼長的每一個玄機，以觸發自己的靈感，‘搜羅鬼神聚胸臆，措致山河入范圍’。至今，棋壇多少高手，仍拿越南戰爭來‘打譜’。”
翻到這里，我心說，有了。到底是大家啊！回憶戰爭，卻從古琴、圍棋入手，從容不迫，言遠旨近，作為當年越戰的親歷者，先生既是拿越戰來“打譜”，更是拿越戰來“復盤”。所不同的是，“40多個年頭過去。回眸之下，正可以隨手觸摸時空的縱深，俯拾多少流云逝水，物是人非，欲說還休”。
于是，我慢慢從頭看起，每天只看三兩章，讀到會心處，不禁莞爾，或折角以記，或圈點作標，盡情在先生新作中沉浸或遨游，就像品咂一壺上好的金駿眉，細飲慢啜，體會回味綿長，齒頰留香，把一個閱讀的過程變成一個享受的過程。
約摸10天過后，先生來電話了，少有地主動問起了我閱讀進展如何，我就像跟老師匯報作業一樣，如實地談了我的閱讀感受。電話中聽得出先生心情大好，對我的心得亦多認同，遂又就出版意向征詢我的意見，我毫不猶豫地推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并隨即聯系了老朋友，時任社長的潘凱雄先生。
一晃半年過去了。不成想，先生又突然來電，說起書稿已進入排版后期，又補充了約80幅照片。最后問道，向前，你那個評論寫得怎么樣了？啊？我說還沒寫呢，不是等書出來后再寫書評嗎？不，向前，我希望有你這篇文章一同拿出來，你讀書稿讀得仔細，作為一篇跋文，對讀者了解此書會有所幫助。我有點誠惶誠恐，這樣怕不合適吧？但聽得出，先生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恭敬不如從命！
好！讓我們回到文本。我從頭到尾把《底色》又重溫了一遍，更印證了初次閱讀的基本感受，現如實記下，就算是再完成老師布置的一次作業吧。
第一，就題材而言，《底色》是近50年前“中國作家記者組”組長徐懷中率組在越南南方戰地采訪的一部“戰地日記”，彌足珍貴。可以說，新中國自朝鮮戰爭以后，中國作家深入戰場之久（長達4個多月），歷經炮火之險（何況是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美軍炮火，比朝鮮戰爭又要強大猛烈得多），恐怕無出其右者。它真實地記錄了上世紀60年代中期一個中國軍人作家、記者的思想、情感和心態。書中多次提及與“死神”擦肩而過的歷險。譬如：1965年12月7日拂曉時分，先生剛熬夜趕完一長篇通訊，正在睡夢中，即被B-52轟炸機的近距離炸彈給“掀”起來了，“大地從深處發出震動，天空像是不斷地被撕裂”。B-52機群投彈轟炸，“如同一支農機隊在翻耕土地，前面拖拉機手開出犂溝，后面的犂鏵緊挨著一趟一趟翻耕過去，不會遺漏下一片生土”。越南同志常開玩笑說：“但愿我們別中了頭彩。”有誰趕得巧，正在轟炸目標范圍區以內，叫作“中了頭彩”。玩笑后面，掩飾了一種聽天由命的無奈或樂觀；但先生的回答是冷靜、理性的：“中了頭彩，那就當真是中了頭彩，萬事大吉，沒有話說。”再譬如：1966年1月美軍的立體化大掃蕩，先生多次預想著不可避免的近距離遭遇戰：“我對自己的戰斗經驗很有自信，使用手槍不大靈光，也還行。從西寧出發前搞了一次實彈射擊，我捉摸到了，這支‘五四式’有一點‘頭沉’，槍口往下栽，擊發感覺略略上抬一點正好。短兵相接，持續不了多長時間，我有14發子彈，足可以應酬下來。”兩處都沒有熱血沸騰，更沒有豪言壯語，但恰恰是語氣平靜、心態淡定，才更見出“每臨大事有靜氣”的大將風范。底氣就是一個中國老兵（先生時年35歲，卻是從太行山、大別山戰火淬煉中成長起來的擁有20年軍旅生涯的資深記者）的戰爭經驗和革命意志，真正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從容。這其實是當時能否敢于并樂于臨危授命的先決條件。
先生慷慨前驅，交出了一份從解放戰爭延續而來的戰地創作與采訪的優秀答卷。在炮火硝煙的考驗中，他成功采訪了上至南方最高軍事指揮員阮志清大將、第四軍區司令員三庭、南方總部副司令員三姐，下至珠姐、娟姐、六姐阮光化、阮文龜、阮氏梅等若干英雄人物，栩栩如生、活靈活現。還濃墨重彩描繪了“卡德號”航母之役、布林克飯店之炸、公理橋襲擊之憾等重大事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飛機不斷轟炸下執筆寫出了長篇通訊《堅貞不屈的女英雄——阮氏珠》，在1966年3月3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刊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用越語全文播發，激越的聲音連日回蕩在越南南方的上空。“作為一名戰地記者，還想要什么呢？”
第二，就文體特征而言，《底色》是小說家徐懷中先生一次探索性的、深思熟慮而又水到渠成的跨文體寫作，別開生面。素材“非虛構”，但寫法卻融小說、散文、通訊、政論于一體，底蘊卻又是長期的知識儲備、文化修養和戰爭思考，因此，它所呈現出來的風貌迥異于此前我們常見的報告文學、紀實文學乃至“非虛構”之種種，別出手眼而又渾然天成。比如開篇以古琴曲《山居吟》切入，猶如“錚”地一聲，定下了全篇古雅高致的格調，透出了一股濃郁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芬芳。而后真正統攝結構全篇的卻是“棋理”——“略觀圍棋，法用于兵”。文中多次引用棋理經典，如開篇不久即以棋理談越戰：
“清《秋堂對弈歌》序文中有一段文字，論述某國手的棋風，‘布局投子，初似草草，絕不經意。乃至合圍討劫，出生入死之際，一著落枰中，瓦礫沙蟲盡變為風雨雷電，而全局遂獲大勝。’棋家的這一段評語，很像是超前了340多年，為越戰下了一個絕好的注腳。確乎如此，越南南方抗美戰爭，初看上去布局是那么淺近易解，很不起眼，但一盤棋下來，人們無不拍案叫絕，冠名以‘越南流’，奉為經典。”
快終篇時，先生又從《棋經十三篇》引出毛澤東“小球轉動大球”這一著棋：“一子投下，竟如此妙入精微，如此奇崛不凡，如此高深遠到。從‘抗美援朝’到‘抗美援越’，中美兩家歷來是針尖對麥芒，栽刺兒栽刺兒，栽出一朵花來了。除去中南海菊香書屋主人，換了另外任何一個人，想都不敢朝這一方面去想。與新中國不共戴天的頭一號大敵交好聯姻，罪莫大焉！”
盡管先生常常自謙不擅黃鐘大呂，只能寫點“趣聞軼事”，但觀上述兩例，先生以棋觀戰，化戰為棋，紋枰對坐，舉重若輕。正是高屋建瓴，目光縱橫，議論風生，不經意間泄露出了先生作為老報人、大記者的“宇宙流”思維和手眼。
當然，光有這一面也還不是徐懷中，他的“大局觀”在這里只是“偶爾露崢嶸”，他更擅長的還是空靈飄逸的“小飛”甚至細微縝密的“官子”。比如他感慨“牛坑”因在敵“自由射擊區”里生活節奏經常面臨炮火的嚴酷時說：“把這種特定的生活節奏換算一下，恰似中國京劇曲牌中的‘西皮搖板’。這個板式的特點是，胡琴拉得飛快，緊張疾促的節奏催得人喘不過氣來。‘角兒’不管那個，由著自己來，想什么時候張口就什么時候張口，該怎么唱自管怎么唱，唱腔和胡琴似乎完全不搭界，京劇術語這叫做‘緊拉慢唱’。牛坑隨時處于空襲和炮擊嚴密封鎖之下，人們從不違誤農時，從不耽誤家務，那樣堅毅而從容，那樣心定而神閑，當一回事不當一回事的，一年到頭‘緊拉慢唱’的居家過日子。”你看，這又扯上了京劇，且夾喻夾敘夾議，悠然中藏著活潑，神韻盡出矣。
第三，就語言風格而言，《底色》的總體基調更偏于小說，細節扎實，妙喻傳神。雖說“跨文體”，但先生的當行本色或看家本領畢竟還是小說。何況，作品中融進了作家深切的戰爭體驗、心理感受和情感記憶，它是更加人性的、人本的、也是更加小說的。囿于篇幅，這里只以細節和比喻為例，略作論證。
先說細節。人們現在都說“細節決定成敗”，其實，小說中的細節更是決定人物的特點、個性是否鮮明、豐滿。比如先生觀察欣賞演出中的南方部隊副司令三姐——“像一個嬰兒，止不住格格格格地笑。照身份來說，如此前仰后合開心地大笑，很不合適的，她不管這個。農村婦女們看戲看電影，總是這么前仰后合開心地大笑，雖是當了副司令，該怎么著還是怎么著。她脫掉了抗戰鞋，兩腳踩在前面的小方凳上，光著腳丫子來欣賞節目，自由自在慣了，她改不了。”一是嬰兒般地笑，二是光著腳丫子看戲，兩個細節勝過千言萬語，三姐其人呼之欲出。
再比如作家眼中的“六姐”，突然得到音訊久違的作曲家丈夫的一張“歌篇”時——“女軍醫小心翼翼地雙手接過歌篇，隨即騰出一只手，一再梳理她的長發，又倒換了另一只手梳理著。仿佛她立即就可以見到作曲家本人了，利用最后的一點時間修飾一下自己。”雙手鄭重接過歌篇，然后雙手下意識地倒換著梳理頭發，壓抑的思念、熾熱的情感、愛美的天性等等，都在這無聲的畫面中凸顯、定格。說到“愛美天性”，作家還注意到一個群體細節——“越南婦女習慣干凈，不能忍受帶著什么不潔，帶著一天的汗氣就睡下了。看電影耽誤了，已經是深夜，還一定要下河凈一凈身體，她們全然不理會正在打仗，不肯稍稍降低女人們的衛生要求”。讀到這里，我不禁莞爾，倏然想起先生名篇《西線軼事》的結句：“人們說，941部隊招女兵，盡是要長得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
再說比喻。譬如開篇，交待時代背景時這樣寫道：“上世紀下半葉，世界進入到了以意識形態為分野的一個兩極對峙的‘冷戰’冰河期。越南戰爭，便是套種在‘冷戰’格局中的一場局部‘熱戰’；恰如玉米地作興套種豆角，高粱地里適宜套種倭瓜。越南這片焦土上，實際上撒播的是中、美、蘇彼此牽制激烈競逐的火種；而這個等邊大三角的一垅一畦間，又生發出了中、蘇、越三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一場錯綜復雜的‘內部游戲’。”又譬如調侃約翰遜這一段——“約翰遜總統不屑地稱越南是‘光屁股的四等小國’，話尖刻到不能再尖刻了。別人張狂猶可，你約大總統應該有所保留。你在‘客場’打比賽，話說得太滿，萬一輸了棋，全世界不免要拿你尋開心。棋局終了，果然美國中盤告負，哈哈，一個四等小國的手下敗將！”
以上兩例，均是以小（種菜、下棋）喻大（世界格局），舉重若輕，但恰切生動而又綿里藏針，眼光老辣，思路奇譎。再聯想到前面引用的“西皮搖板”之喻，我覺得“徐氏比喻”的特點是生活化、通俗化、口語化而又不乏幽默和情趣。于此，我聯想起比喻大師錢鐘書先生的《圍城》，其中確實充滿奇警、高雅、新異乃至生僻、刁鉆的比喻，讓人嘆服。但也不免“炫技”和“掉書袋”之譏。錢先生的底子是學問和知識，而“徐氏比喻”則主要來自生活經驗和人生智慧，因此也更接地氣，更有人間煙火味，至少我覺得更親切。由此我又想起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關于經濟問題的講話中，突然插了一段文章的做法——
“我是贊成朱自清的風格，朱自清是清華大學一個教授，他的文章寫得好，但是有一個側面不好，就是不神氣。第一個神氣的是魯迅，他的話是口語，魯迅的雜感，你看那個《阿Q正傳》，不是口語？‘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什么‘兒子打老子’之類，都是口語。”
毛澤東是文章大家，他向來主張文章要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要具有“民族風格”、“中國氣派”。我想先生是深諳其中三昧的。
第四，就主題而言，《底色》以戰爭來反觀和彰顯人性，睿智、通達、深刻、犀利。《底色》是什么的“底色”？是半個世紀前“越共”的“底色”？還是30多年前《西線軼事》的“底色”？是戰爭的“底色”？還是人性的“底色”？正因為有了難得的從“抗美援越”到“對越還擊”的兩次參戰經歷和換位思考，加上近半個世紀的時空距離，先生獲得了“在以往戰爭經歷中從未有過的內心體驗，一些深思與明悟”。以至在第35章中，借激賞“世界上最偉大的戰地攝影記者”卡帕而直抒胸臆：“他總是在著意捕捉戰爭中人物行為稍縱即逝的動感影像，將人在生死交替的一瞬間定格為永恒……他攝取到的是人類戰爭的底色，他留給世界的是一系列人的生命雕塑。實則，卡帕是以無聲的語言在向世界發出警告，他祈望出現在他鏡頭下的種種慘象不至于無休無止地一再重演。我很悲觀，卡帕和他的同道苦苦追求，終將會得到收獲嗎？怕也只能是徒然付之東流。”
先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認同“悲觀”的：“一部戰爭史表明，往往講不清楚究竟為的什么，兩國間或是多國之間，禁不住會妄動干戈。天下興亡系于一身的最高決策者們，即或是多么偉大英明，也不免在此留下敗筆。”
信然。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先生在更大程度上是堅持樂觀的。他在“后記”中通過一個越南女俘給我方衛生員字條傳情的故事，得出的結論是：僅憑一片傾慕之情，就足以抵消了國家動員令！
先生由是總結道：“人的‘純粹’感情屬于天性，因為屬于天性，‘黃河之水天上來’，不是任何戰爭力量所能阻隔、所能改變得了的。我們這個世界戰爭爆發頻率居高不下，若非如此，人類繁衍生息的一條長河豈不早已經斷流了嗎？”
當然不！正因為人性屬于天性，她是永遠向著真、善、美的，永遠向著愛的，她是永遠不可戰勝的。而戰爭這根試管或者顯影劑，只是使人性更加閃射出璀璨奪目的光芒。回顧先生一路走來，穿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從《我們播種愛情》《無情的情人》一直到《西線軼事》，不都是在高擎著人性的火炬，英勇無畏地前行嗎？
剛拿到《底色》，竟然先跳過了序言。待讀到最末一章，再返觀于增湘老師的序文，這才恍然發現，原來這并非通常意義上的一篇序言，而是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渾然一體不可分割，序文與全書結尾是一個多么精妙的呼應啊。那“令令令令……”的蛐蛐叫聲，在當年“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于先生聽來，“特別微弱，又特別清晰，很有一種神秘的意味。這聲音在蕩漾著我，浮載著我，我想象著，這是你從越南南方發送過來的宇宙信息，向妻子報一個平安……真是難以想象，沒有那些蛐蛐，沒有米粒兒撒落在青石板上的那種聲音蕩漾著我，浮載著我，真不知道怎樣才能熬過那些不眠之夜”。
這不是蛐蛐叫，這是愛的呼喚，情的吟唱，在一百多個漫漫長夜里，它以它的微弱、飄渺反襯了遠方B-52轟炸的驚天巨響；但它也以它的堅韌、執著，穿越千山萬水，穿越不同族群，直抵人心，直達永遠……
（編輯：競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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