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變了，還是讀者變了？
相鄰與相悖（漫畫）曹 一繪
背景鏈接：
4月2日—3日，第二次“中國—澳大利亞”文學論壇在京舉行。中國作家鐵凝、莫言、劉震云、葉辛、李堯、徐小斌、李洱等與澳大利亞作家J·M·庫切、布萊恩·卡斯特羅、尼古拉斯·周思、伊沃·印迪克、大衛(wèi)·沃克等，在兩天時間里，共展開了5場對話，內(nèi)容涉及“文學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文學的本土化與世界化”、“諾貝爾文學獎及其意義”、“文化包容”、“文學體裁與閱讀”等多個文學話題。在討論與交流中，兩國作家坦誠相見，互相啟發(fā)，既有思想的共鳴，也有觀點的辯論。文化的包容、思想的活躍，成為此次論壇的一大亮點。
論壇中有一場對話較為吸引觀眾的目光，庫切與莫言這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同臺發(fā)表演講并回答聽眾提問。在談及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時，兩者的觀點截然不同。庫切表示，諾貝爾文學獎并非就一定公平公正，它常常會考慮一些其他因素。而莫言則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最為注重的，首先是文學標準而非其他。
日前，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辦的第二次中國—澳大利亞文學論壇在京舉行。參加人員多是中澳兩國的作家、評論家、出版家，且以作家為主。應該說，這次論壇是一場既有共識又不乏碰撞的交流，作家們天馬行空的演講與機智風趣的對答，涉及文學領域里不少熱點話題。其中，他們談到的關于當前文學創(chuàng)作與接受之間的緊張關系，較為引人深思。
作家為了誰而創(chuàng)作
如果你問讀者為什么讀書，一千個讀者可能會有一千個回答，但是當你問作家們?yōu)槭裁磩?chuàng)作，一千個作家恐怕會給出同一個回答。此次會上，中澳兩國的作家們，但凡發(fā)言中涉及這個話題，幾乎無一例外地表明：只為了自己的內(nèi)心而創(chuàng)作，不會去管讀者喜歡什么。
剛剛斬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莫言在他的會議發(fā)言中明白無誤地表示：“我認為文學發(fā)展的最根本動力是人類追求光明、懼怕黑暗的本性使然，是人類認識自我、表現(xiàn)自我的愿望使然。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的發(fā)展、繁榮，與文學獎沒有任何關系，而要想寫出好作品，首先就應該把文學獎忘掉。”他希望自己能盡快擺脫塵俗紛擾，回到書桌之前，“不考慮文學獎評委，不考慮翻譯家，不考慮讀者”地創(chuàng)作新作品。
在被問及如果讀者不喜歡自己的作品該怎么辦時，中國作家徐小斌與澳大利亞作家卡斯特羅的回答如出一轍。徐小斌說：“我不會去考慮讀者，因為考慮讀者會讓我不知如何下筆。”卡斯特羅則回答得更為堅定，他說：“我覺得完全無需對讀者負責。審美的小說應用一種審美的心態(tài)來閱讀，可是現(xiàn)在的人們都很不耐煩。”
也許，他們看重的是自己內(nèi)心的感覺，是“我手寫我心”、不為外物拘牽的境界。所以他們不考慮文學獎評委，不考慮翻譯家，也不考慮讀者。創(chuàng)作的作品，“讀者愛讀便讀，不愛讀便罷了”。這樣堅定的表白，在這個存在著太多為迎合市場而創(chuàng)作的時代，初聽上去讓人為之振奮，但仔細一想?yún)s又生出憂慮。有聽眾就問：“你們在寫作中是否還會考慮到作為一個作家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卡斯特羅回答說：“我覺得作家可以做的非常有限。作為老師也許可以，但作為作家不該說的太多。”
這位提問者的意思，大概是曾被認為是社會的良心的作家們，是否該在文學中承擔起更多的東西。而作家的回答則似乎是，現(xiàn)在的讀者太討厭意義一類的東西了，那就讓老師們?nèi)ジ蛇@些事吧，作家把小說寫好就足夠了。
有多少人在閱讀文學
雖然在創(chuàng)作時作家們盡可唯我獨尊，但書一旦寫了出來，他們又不得不看一看讀者的臉色，因為，作家也要吃飯。即便沒有生計困擾，大多數(shù)作家還是會在意自己的作品究竟能產(chǎn)生多大的社會反響。這也是人之常情，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作家后續(xù)的創(chuàng)作熱情。只是，這多少與“不考慮讀者”的聲明有些抵牾。
當稍微留意一下讀者的反應時，大家又發(fā)覺，文學作品的閱讀情況實在很不樂觀，即便是一些享有大名的作家，其作品的印數(shù)也呈下降趨勢。老作家葉辛在發(fā)言中坦稱，前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長篇小說《客過亭》，當時該出版社的編輯專程跑到上海去找他，就為了商討印數(shù)。一番長談之后，定下來印3萬冊。葉辛心里不大樂意，相對于他以往作品的印數(shù)，3萬冊實在太少了。可是編輯很無奈地告訴他，現(xiàn)在的小說能印1萬冊就算了不起了，3萬冊很不錯了！
后來葉辛就此事詢問過出版界的有關領導，得到的回答是，那位編輯說得沒錯，文學作品的現(xiàn)狀就是這樣，小說也許還算好的。相對于中國龐大的人口數(shù)量，不管1萬冊還是3萬冊，又何異于九牛一毛？文學作品的境遇由此推而可知。所以，葉辛感慨說：“現(xiàn)在的閱讀形勢對當代作家恐怕都構成了挑戰(zhàn)。在這個時代，讀者要讀完一本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他真得下很大決心才能辦到。”
比起作家來，出版家們更敏感于作品的銷量問題。澳大利亞出版家印迪克介紹，當前的文學出版正面臨一場危機：讀者的不斷消逝。在他的初步統(tǒng)計里，澳大利亞街上每100萬人當中，至多有40多人閱讀詩歌，有80多人閱讀散文。所以作為一個文學出版人，他感覺在澳大利亞“特別的孤獨”。
“書也不是沒人看，但多半都是烹調(diào)、求職一類的圖書。”印迪克說，“在純粹的文學作品里，人們也只喜歡那些輕松的、消遣的、休閑式的作品。至于那些對讀者的閱讀有一定挑戰(zhàn)、思想性較強的文學作品，則幾乎是出版的災難。”
找回一些失落的傳統(tǒng)
一位中國作家在會上談到，就在并不遙遠的上世紀80年代，文學作品還是大眾的寵兒。一本小說甫一出版，便被人們爭相閱讀。在大學校園里，學生與老師夜以繼日討論文學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可這一切到了今天卻似乎悄悄改變，出版商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衡量著小說的印數(shù)，要不然他就得直面存貨與虧損。
這位作家沒有談到的，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變化，那就是現(xiàn)在社會上各類人群都已經(jīng)不再對文學葆有那份珍貴的熱情。讀者們在文化樣式極大豐富的背景下，開始疏離文學，在習慣于解構一切、娛樂一切的文化環(huán)境里，開始厭惡討論意義。而作家當中，不少人也失去了曾經(jīng)昂首天外的雄心與志氣，在這種變化中碌碌無為。他們有的跳進潮流中隨波逐流，有的則聲稱只為了自己的內(nèi)心而寫作，不用管讀者怎么想。
如果一邊是創(chuàng)作不用考慮讀者，另一邊是讀者不來閱讀作品，這將是一個多么尷尬的局面？這樣的局面究竟緣何而生？當有作家抱怨“今天的讀者大多喜歡簡單直接的東西，曾經(jīng)存在于文學中的那種人性的叩問、心靈的自省、思考的苦痛、意義的承擔，都被無情地解構了，文學的內(nèi)省性因此也大為減少”時，馬上就有聽眾提出質疑：文學閱讀的減少、文學內(nèi)省性的淡化，只有外部的原因嗎？作家自身是否也該承擔一些責任？
在會上，作家李洱談到了中國作家的一個轉變，他的話對我們或有啟迪。上世紀80年代，作家們關注的是文學的“現(xiàn)代性”，他們積極地向世界文學吸取營養(yǎng)。而到了今天，他們越來越重視文學的“本土性”，重視中國文學的固有傳統(tǒng)，重視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民間文化里尋找文學資源。
這個被重新發(fā)現(xiàn)的中國文學傳統(tǒng)，就包括了重要的一條：文以載道。中國古有“三不朽”，“立言”是其中之一。立言便是學問文章要有益于世，引導社會文化的發(fā)展，而作家群體，一直都是立言的重要人選。這個群體如果都宣稱對讀者沒有責任了，恐怕會令人心生憂慮。也許有一天，當消解一切意義的潮流退卻之后，人們會重新看明白，教化也是文學的一個基本功能，而作家寫小說并非僅僅自娛自樂那么簡單。
《紅樓夢》里開篇就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作者那種尋覓讀者中之“知音”的意味呼之欲出。《三國演義》也很注重讀者反應，比如它寫道：“若讀到古人忠處，便思自己忠與不忠；若讀到古人孝處，便思自己孝與不孝”，便是在面對心中的讀者說話。散文家朱自清也說：“寫作練習可以沒有教師，可不能沒有假想的讀者。”……如此種種，似乎都在告訴我們，作家在動筆之時，心中本是要對讀者有個明確考慮的：這部作品寫給誰看，他們會不會看，這部作品要發(fā)揮什么作用，能不能發(fā)揮作用——我們本來有這樣的傳統(tǒng)，可惜現(xiàn)在有點不知所蹤。套用魯迅先生一句話說：地上本來有條路，走的人少了，也便漸漸荒草掩埋，失卻了路。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