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聲能不能不說“shi”、“niao”、“pi”
首先需要解釋一下文章的題目，因涉及三個不雅之詞，故用漢語拼音代替。這三個字是同一部首，“尸”字下面分別為“米”、“水”、“比”，這樣的字眼兒說出來難聽，寫在紙上看著也不舒服，所以用拼音代替，您知道這是三個什么字了吧？
言歸正傳。現在北京小劇場相聲演出如火如荼，方興未艾，20多家相聲園子遍布四九城，喜愛相聲的觀眾越來越多，相聲演員隊伍也在不斷擴大，這對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發展相聲藝術無疑是件好事。
但就目前相聲演出市場的狀況來看，有些情況令人堪憂，由于相聲的坎兒低，有些青年相聲演員學了一些皮毛，不求甚解，學了幾個段子，并未掌握相聲的真諦，便不再下功夫，只顧走穴演出，無心刻苦深造。然而，一些淺薄的相聲卻也還有人聽，有人樂，也有一定的劇場效果，這是怎么回事呢？我以為這是不會說相聲的遇到了不會聽相聲的了。相聲是一門既通俗又高雅的藝術，不僅精深而且高難，天分和功夫缺一不可，如果把相聲這門藝術看簡單了，那便是沒有真正理解相聲，也不會有更高的藝術追求。讓我們回到文章的題目上來，不少青年相聲演員，動輒以“shǐ”、“niào”、 “pì”這三個詞來充當“包袱”笑料，換得一些廉價的笑聲，觀眾笑得不暢快，同行們聽了其實也并不舒服。
相聲演員自己常說：“相聲啊，是一門語言藝術”，既然是語言藝術，就應該把生活中的語言，藝術地再現給觀眾。而不能不加分辨不加選擇地擱到相聲段子里，在污染觀眾耳目的同時也損害了演員的自身形象。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漢字語言文明之講究，為他國文字不能比擬。生活中有些不雅之詞，人們會自覺規避，于是就產生了化俗為雅的婉約詞句，如“解手”、“方便”；更文一些的有“登東”、“出虛恭”，等等。即使對可愛的小動物，如兔子的排泄物也有“明月砂”這樣的不俗稱謂，可見那些低俗不雅的字眼兒是完全可以回避的。那么為什么有的演員（主要是初學者和青年演員）還會樂此不疲地使用這些俗詞兒、俗字兒、俗“包袱”呢？相聲段子離開了這些字眼兒真的就沒“包袱”了嗎？非也！單口相聲大王劉寶瑞在他的經典段子《山東斗法》中，就把俚語中常說的“酒壯sóng人膽”改說成“酒壯乏人膽”；還有一句，孫德龍酒醒之后不敢登臺斗法，就對解大人說：“您拿我當只風箏把我放了吧”，明顯規避我們文章題目的那個字。但這個段子精彩程度絲毫未減，至今讓人百聽不厭。
我曾經和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合作寫過一段《學習簡化字》，說到倉頡造字，我就按傳統手法寫了“誰見過倉頡？哪位跟倉頡一塊兒吃過飯？洗過澡？”這樣的句子，侯老師一看，就毫不猶豫地刪掉了；在創作《技術比賽》這個段子時，我構想了一個“老太太長胡子”的“包袱”，侯老師又搖頭給否了，侯先生認真地對我說：“這樣的包袱，一是舊，二是俗，有多少刪多少。”從現在保存的侯寶林先生的相聲錄音來看，不僅沒有粗俗不雅之詞，就連涉及殘疾人“啞巴”、“麻子”這樣的字眼兒也被凈化掉了。這使我想起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先生的一句話，他說：“手藝低能學習，眼界低沒出息”。我們相聲后學，尤其是青年相聲演員確實應在心中樹立高標準，向大師看齊。這里我想忠告初學相聲的年輕朋友，“包袱”或笑料的構成，不能僅僅停留在字面兒上，而是要去挖掘人物的思想內涵，更要從作品的結構上去設計“包袱”，把平時不可樂的話，讓特定人物在特定場合說出，就很可能引發讓人意想不到的“包袱”。如馬三立先生在《似曾相識的人》這個段子中，塑造一個唯利是圖的反面形象，甲承諾能為乙解決工作問題，向乙索要衣服、皮鞋，乙說：“改天我把皮鞋送到辦公室，當面交給您”，甲說：“別直接給我，二樓支部那屋，墻上有個黃書包，你把鞋擱那里頭”——這句看似平常的話，卻引發了滿場觀眾哄堂大笑。當然，高雅含蓄的好“包袱”，需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氣挖掘提煉才能獲得。古人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相聲創作何嘗不是如此？相聲在形成發展的過程中，有過撂地賣藝的階段，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確曾出現過一些低級“包袱”和“葷段子”，但經過歷代藝人和相聲從業者的努力，相聲語言逐步凈化，相聲品味不斷提升。記得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兩位老藝人表演相聲《反正話兒》時，甲說：“我狗尾巴花兒”，乙說：“我花兒尾巴狗”，結果被在場的觀眾哄下了舞臺，早已被觀眾唾棄的表演我們不能讓它卷土重來。相聲是一門傳統藝術，有很強的技巧性。前人給我們留下了諸如“三番四抖”、“先褒后貶”、“陰差陽錯”、“違反常犯”、“邏輯混亂”、“荒誕夸張”、“巧借諧音”等多種組織“包袱”的方法。現代社會又為我們提供了空前的文化元素和豐富的信息量，青年相聲演員如能很好地吸收傳統相聲的精華，在繼承中創新發展，一定能創作表演出健康高雅的好段子，維護相聲語言的純潔——這是我，一個不太年長的老曲藝人對青年相聲同仁的一點希望，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編輯：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