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電視劇存在的問題，大部分編劇都有著清醒的認識。在5月7日舉行的中國電視劇編劇工作委員會第三屆編劇沙龍上，雖然以電視劇的誤區為主題，但編劇們更多談到的是自己面臨的困境。可喜的是，編劇們并沒有怨天尤人，他們更多的是從自身找原因，深入剖析自己，體現出他們要突破的勇氣。有這樣一批善于自省的編劇，中國電視劇上升可待。 ——編者

電視劇《趙氏孤兒案》劇照

電視劇《民兵葛二蛋》劇照

電視劇《幸福的面條》劇照

電視劇《楚漢傳奇》劇照

針砭時弊與文化自信

　　編劇與小說家有什么不同？可能最大的不同在于電視劇編劇下筆之前，就給自己定了個框框，什么能寫，什么不能碰，有的高壓線實際并不存在。于是，題材走進了死胡同。

　　□ 高璇（電視劇《婚姻保衛戰》編劇）：

　　我和任寶茹從2009年寫完了《婚姻保衛戰》以后有很多困惑，其實我們在之前創作過程中感覺到一些禁忌，比如能不能表現一些社會負面、黑暗的東西。其實現代題材劇一點不比歷史劇、抗日題材戲，包括當時比較火的穿越劇禁忌少。為了讓片子順利播出，我們會去簡化一些、弱化一些矛盾尖銳性和過于負面的東西。其實我個人恰恰覺得，一些好東西也同樣因為它的爭議性犧牲掉了，這是我們一個比較大的困惑。

　　□ 劉和平（電視劇《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編劇）：

　　我們謳歌時代，同時能不能針砭時弊？如果說文藝作品連針砭時弊都不敢了，那是我們沒有文化自信，也沒有文化自覺。為什么前一段時間，我們在編劇工作委員會的官方微博上對某一部電影進行了一下討論，因為我們欣喜地看到了我們國家文化主管部門有很大的包容心，在逐漸開放題材的廣度和寬度。就是你在揭示文化轉型時期的一些從來就沒有的社會現象的時候，它容許你去面對這種變化的社會現象。我在這兒明說了吧，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圖》這部電影。比如說電影中的女一號“小三”文佳佳，就是轉型期的一種社會現象，我們沒有辦法回避它。與其我們在網上、微博上、QQ上天天罵這樣的現象，不如用文藝作品表現它。文藝作品起的作用主要就是在這兒。電影創作生產力比我們解放一些，但我們自己毫不諱言，在這方面電視劇的作者、編劇自己要解放思想，沒有誰去告訴你，哪些不能寫。我覺得只要價值取向、情感傾向是善良的、好的，哪怕是揭示一些問題，也是希望這些問題減少。所以我覺得針砭時弊的東西不是不能寫。因為一個國家的文化、文藝作品不能觸及這個東西，會越走越死。

家庭劇面臨瓶頸

　　觀眾對家庭劇的不滿在于什么？不是對這一類型的不滿，是對于具體內容的不滿，是話題的淺浮，是在于沒有表現老百姓的真情實感。

　　□ 高滿堂（電視劇《闖關東》《溫州一家人》編劇）：

　　當時韓流襲來的時候，我們的電視劇還是以教育、以灌輸為主要目的，韓劇帶來了一些娛樂的感覺，比如說《澡堂老板家的男人們》《看了又看》這些電視劇，我們感覺到非常親切。韓劇現在為什么漸漸的不行了？最根本的問題，在于它把劇中的主人公跟社會割裂開來，我們只能看到韓劇里的主人公的家庭角色，看不到他的社會角色，它把家庭和社會完全隔離開來，形成了一個真空狀態。這種劇我們看一部、兩部可以，當我們看得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會感覺到這是一種欺騙，是對生活的欺騙，對觀眾的欺騙。我們注意一下，韓劇里所有的人物，他和社會發生了什么矛盾？有沒有激烈的沖突？沒有，全是家庭瑣碎。我們的家庭倫理劇現在也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問題，就是一片幸福，包括我們的片名。對社會矛盾、對人與人之間更深刻的一些沖突、一些分裂，我們都沒有做到鞭撻、揭示和深刻地剖析。

　　家庭劇面臨著一個什么問題呢？就是粉飾生活。這種粉飾不會太長久，藝術的生命不能靠粉飾。所以說大家說看夠了、看惡心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無端地制造家庭矛盾，把家庭矛盾寫成了一種人和狼的關系，不是人和人的關系，無緣無故地打，無緣無故地吵鬧，我想我們的生活不是這樣，其實這是在制造戲劇。生活不是那樣，一片幸福；生活也不是這樣，打得一塌糊涂。所以我說這兩點是家庭倫理劇出現的最大問題。

　　□ 高璇：

　　家庭劇中人物的主要矛盾是否能突破一個家庭，突破倫理關系，能不能用社會關系來結構一個故事？后來我們發現非常艱難。所有主要的矛盾變成了家庭關系以及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于生活理念的矛盾與分歧，這類戲因為群眾喜聞樂見，再加上它的題材的穩妥性，其他方面也喜歡，它的格局就定下來，成為家庭婆媳劇也叫家斗劇。我們看到所有人都在寫這類戲的時候我們覺得沒的寫了，因為所有的矛盾、理念都說完了。

　　我們寫的家庭劇中的人物除了自己的戀愛、婚姻以及與父母的關系，要不要生孩子、要不要買房，就所有這些自我生存命題之外還有沒有別的話題？一個是我們要問問自己內心，你真的就沒有其他的困惑？你有沒有切膚之外的問題，比如公平正義、良知，所有這些東西，你是不是也關注。在你的故事里、人物里也傳達你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從家庭倫理，以及自我實現的格局中擴開去，進一步拓展社會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