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是我的某種信仰，我非常喜歡電影，愿意用電影劇本的形式對我的信仰進行探尋。

　　◎ 理想主義是每個人的本來面目，是人性的本來面目。

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劇照

電影《孔雀》劇照

　　在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以下簡稱《致青春》）上映后，作為該片編劇的李檣好像真的火了。雖然，在藝術(shù)青年那里，寫出電影《孔雀》《立春》《姨媽的后現(xiàn)代生活》和電視劇《好想好想談戀愛》的編劇李檣，他們并不陌生，但是對于絕大多數(shù)觀眾來說，李檣這個名字，是隨著一部票房近7億元、帶著“趙薇導(dǎo)演”標簽的電影沖進視線的。在《致青春》的宣傳期和上映期，作為編劇的他，出現(xiàn)在各種宣傳和訪談中，坐在趙薇、關(guān)錦鵬的身邊，講述他的人生過往、編劇體驗和對青春的理解，并在影片熱映期間趁熱打鐵出版了《孔雀》《立春》《致青春》劇本集。這本身，也成為一個編劇從幕后終于走到臺前的故事。但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即便《致青春》創(chuàng)造了高票房和高關(guān)注度，但人們更愿意津津樂道的，依舊是他此前的三部電影作品中講述的那些人物和他們的命運。

　　這一代人的青春回歸到青春本身了

　　“他們中的哪一個都不像我自己。”李檣這樣比較當年青春期的自己和電影《致青春》中的主人公們。但是他也有屬于青春時代的離經(jīng)叛道。上中學時他功課特別差，“元素周期表一個學期也沒有背下來；歷史總是把年代記錯”。那時他最大的愛好是看小說，“非常膽大妄為地在各種課堂上看小說，老師罵我臉皮比誰都厚”。這在李檣看來，是青春期做過的瘋狂的事。

　　在電影《致青春》中，女主人公鄭微上臺跳著唱《紅日》那場戲，讓很多觀眾當場飚了淚。這樣激情奔放的人物，和李檣筆下一貫沉默、內(nèi)斂甚至壓抑的主人公同樣大相徑庭。“沒有人創(chuàng)作的人物是一成不變的，寫外向奔放的人物也是分內(nèi)的事，因為人本身就是繁復(fù)多樣的。”他對記者說。

　　將同名小說改編為電影劇本時，讓李檣感興趣的是校園生活的那部分，因為“之前沒有寫過”。最終，電影中呈現(xiàn)的大學生活的戲份明顯比主人公們工作之后的要重，也更深入人心。李檣對這種“呈現(xiàn)不均”的解釋是，“后半部分的篇幅夠了，因為不是寫每個人的傳記。電影寫的是世俗意義上的青春階段，大學生活是典型的青春的一個載體，而之后的職場生活和情感交代，是某一個階段的塵埃落定，如果再詳寫，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電影《致青春》選在一切生命都開始勃發(fā)出活力的4月和觀眾見面，加上前期的宣傳造勢，甫一上映就在全社會范圍內(nèi)引發(fā)了關(guān)于“青春”這個話題的熱烈討論。李檣為記者分析形成這種話題性的原因：“電影中這一代人的青春脫離了原來比較規(guī)整的意識形態(tài)，相對來說比較有心靈自由，回歸到青春本身了。”他認為青春分兩種，一種是物化的青春，指的是年齡和情感的一個階段；另外一種則是精神上的青春，“永遠葆有熾熱的情感、對世界的好奇，無所顧忌”。

　　藝術(shù)不等同于藝術(shù)家

　　李檣是憑《孔雀》一舉成名的，這部由他編劇的電影，經(jīng)由顧長衛(wèi)執(zhí)導(dǎo)，獲第55屆柏林電影節(jié)評委會大獎銀熊獎。這是2005年的事，距離他1992年從中戲戲文系畢業(yè)，有漫長的十幾年時光。這期間，他在北京軍區(qū)戰(zhàn)友話劇團做過編劇，覺得自己不適合，就轉(zhuǎn)業(yè)回到家鄉(xiāng)，在安陽文化局的創(chuàng)作室，工作是寫“自己一點都不懂”的豫劇，只待了一年左右，他再次回到北京，成為北漂。

　　時間走到2013年，如今已成名的他談起作為編劇最大的壓力時，說的是“天分”。“寫作不像舞蹈、音樂、繪畫，你是不是擁有寫作的天分，是不是一個好的編劇，自我驗證和外部驗證都沒有一個特別具象的標準。”他說，“所以會有一段時間處在心理的盲區(qū)當中，你只知道你學了編劇或者喜歡編劇，但在這條職業(yè)道路上，依然像瞎子過河一樣，壓力非常大。”

　　當初回老家安陽，李檣是想放棄編劇這條路，“在北京一直沒有好的機會，可能我真不是這塊兒料，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沒有編劇夢想的人，干力所能及的工作，賺錢、生活？”他驗證的結(jié)果是不可以，“這種日常生活讓我沒有激情，喪失存在感”。這時候他想明白了，“原來電影夢對我那么重要，寫劇本只是我個人的情懷，它不成功我也認了，只要自己開心，在其中能獲得心靈飽滿的感覺，這就夠了”。放下此前迫切需要寫出名堂的功利心，他不想未來，對自己沒有要求，隨后就寫出了《孔雀》。這個度過自己心理盲區(qū)的過程，被他稱為置之死地而后生。

　　由李檣的這些經(jīng)歷，我們似乎明白了《立春》中，不斷奔赴北京買戶口、去歌劇院找工作、立志要唱到巴黎歌劇院的王彩玲，自學油畫、執(zhí)著要考中央美院的黃四寶，這些人物形象他們從何而來。在李檣看來，“藝術(shù)是個很奢侈的夢想，能心懷藝術(shù)的人都是人性當中有心靈之光的人，熱愛藝術(shù)的人，他們的心性要比不熱愛的，更加聰穎、敏感和高貴。”

　　《立春》中，他用黃四寶、王彩玲和胡金泉的結(jié)局，傳達他對藝術(shù)的態(tài)度，“藝術(shù)是‘無用’的，它只是一種精神需求，你不能功利地要求它為你帶來名和利。藝術(shù)不等同于藝術(shù)家，如果喜歡藝術(shù)就非要當藝術(shù)家，這是邏輯上的一個很可怕的漏洞。如果能夠只是單純地熱愛藝術(shù)，可能就不會那么飽經(jīng)憂患了。”

　　他們恰恰是生活的主流

　　電影《姨媽的后現(xiàn)代生活》的最后，頭發(fā)花白的“姨媽”葉如棠，承認自己“在上海混不下去”了，回到了鞍山，重歸那個十幾年前被自己狠心拋下的家，和丈夫和女兒一起，過上了庸常、單調(diào)、清貧的生活，在冬日清晨的集市上，坐在一堆貨物面前，嘴里哈著白氣，就著咸菜吃饅頭。那個在上海弄堂里提著菜籃子指手畫腳的葉如棠不見了。

　　“我不覺得她回鞍山有多么悲慘。”李檣說。他認為葉如棠回到鞍山，是自我救贖的過程，她內(nèi)心因此獲得巨大的平靜。“她當年拋棄家庭回到上海，是為了追求心靈和情感的自由，她以為如愿以償了，但其實她在上海過的是掩耳盜鈴的生活，一個人背負的良心債，是絕對不可能通過掩耳盜鈴的生活就可以解脫的，即使那段癲狂的黃昏戀也無法實現(xiàn)自我救贖。”

　　同樣的，在《立春》里，他讓王彩玲最終領(lǐng)養(yǎng)了一個女兒，并以賣羊肉為生。女兒在身邊玩耍時，王彩玲拿著一把鋒利的刀，在厚實的木板上干脆地、用力地剁著羊肉，像剁掉自己曾經(jīng)的歌劇夢想。李檣說，這種生活才是王彩玲本來的面目。“她曾經(jīng)制造了一種脫離她自身條件的生活。這是她自己建立一種繁華和繁華落盡的過程。”

　　在他看來，人的一生不是要去追求一種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他以自己作比，現(xiàn)在看似成功了，寫的劇本被拍出來了，但也只能說是獲得了一個職業(yè)的飯碗。“我現(xiàn)在面對著未來更長的歲月，依然有很多挫敗在等著我。達不到的欲望，生老病死，人生的無常，全在我眼前，我依然要面對各種心靈的困境，這對我們每個人來說其實都是一樣的。”

　　在他看來，他筆下的這些小城市中執(zhí)著追求夢想的人，他們并不是如很多人解讀的那樣，是“小眾”和“邊緣化的”。“這些人物恰恰是生活的主流，多數(shù)人都是像我寫的這樣的，他們原本就來自于生活。”

【對 話】理想主義與成功無關(guān)

　　記者：今年5月初，你出版了《孔雀》《立春》《致青春》三部劇本集，為什么決定把以前的編劇作品結(jié)集出版？

　　李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從事編劇這個行當，因為電影是現(xiàn)在很主流的一個媒介，越來越繁榮，希望更多有才華的年輕人從事編劇工作，給編劇行當帶來更新鮮、豐富的血液。同時，劇本也可以作為獨立文體存在，好的劇本有它獨立的文本價值。

　　記者：出書也會是個自我回顧的過程，回顧這些年來自己的創(chuàng)作，你會有什么樣的感慨？

　　李檣：我覺得一部或幾部作品都不足以代表自己全部的創(chuàng)作理念和創(chuàng)作的豐富性，希望以后能通過更多的作品形成我自己追求的一種景觀，也希望未來能夠創(chuàng)作不同類型、不同風格、擁有不同人物形象的劇本，使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多樣性和豐富性。

　　記者：這么多年你堅持創(chuàng)作的動力是什么？

　　李檣：電影是我的某種信仰，我非常喜歡電影，愿意用電影劇本的形式對我的信仰進行探尋。

　　電影是上世紀70年代非常繁榮的一種藝術(shù)形式，我從小喜歡看電影，是在這個過程中成長起來的，電影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現(xiàn)在有機會接觸和進入這個行業(yè)，對我來說是一種如愿的感覺。

　　記者：你編劇的電影中，那些讓我們難忘的人物，都是生活在小城市中的理想主義的人，他們和所處的時代或者環(huán)境格格不入，不愿意妥協(xié)，就像《立春》中焦剛說的，“我是這座城市人們嗓子里的一根魚刺”。你為什么曾經(jīng)執(zhí)著于書寫這類人和故事？你對他們持有的是什么樣的感情和態(tài)度？

　　李檣：理想主義是人類可以頑強地生活下去的最重要的核心動力。任何人都是理想主義的，沒有人可以喪失理想主義這一為人之本，如果理想主義都沒了，意味著你對生活、生命不再擁有信念了。無論在什么時代，崇高或者墮落的時代，理想主義從來沒有失去過，哪怕僅僅是計劃明天我要吃什么，買一件漂亮衣服，或者憧憬碰到好的愛情。理想主義是每個人的本來面目，是人性的本來面目。

　　記者：在電影中，你給理想主義的主人公們都安排了結(jié)局。在當下這個時代，你認為理想主義者應(yīng)該如何安放他們的理想，如何處理和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

　　李檣：理想主義與成功無關(guān)，如果拿成功來衡量理想主義的話，那是作繭自縛，理想主義只是一種情懷，并不是一個需要去完成的目標，它應(yīng)該作為一個綿延不絕的情懷在你心中，而不是以成功來論理想主義的成敗，這是對理想主義非常狹隘的一種理解。

　　記者：你編劇的電影《黃金時代》，目前正在拍攝，由湯唯飾演現(xiàn)代著名女作家蕭紅。你心目中的蕭紅是什么樣的？你創(chuàng)造的蕭紅形象，大概是什么樣的？

　　李檣：這部電影塑造的是民國時代的眾生相，那是個燦爛的時代，我寫的是那個大時代中人的心靈、精神和命運。蕭紅是一個創(chuàng)作和人生合二為一的人，她活著是為了創(chuàng)作，她創(chuàng)作是為了活著。很多作家的創(chuàng)作和本人的差別很大，她是唯一沒有差別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