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探》：既有娛樂性又帶作者風格
剛剛過去的6月，盡管內地電影市場持續(xù)發(fā)酵，但從《富春山居圖》到《不二神探》再到《小時代》，這三部票房突破2億的影片引起了無數(shù)觀眾、網(wǎng)友的吐槽，畢竟其深受著“85后”觀眾、特別是“90后”一代的喜歡，但對于“85前”尤其是“60后”、“70后”來說，顯然并不是他們的菜。如今，再次重拾警察題材的《盲探》，既是杜琪峰、韋家輝繼《毒戰(zhàn)》后的回勇之作，也延續(xù)了創(chuàng)作者的風格、品牌，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
作為類型片的一種，警匪片在香港電影里層出不窮，包括杜琪峰與他的銀河映像創(chuàng)作團隊，也通過《PTU》《神探》等不斷地挖掘“警察”的可能性，新作《盲探》在某種意義上便是眼盲心明的“神探”再現(xiàn)，外加劉德華與鄭秀文的“孤男寡女”的愛情。
影片講述重案組的“破案之神”莊士敦因公意外失明，離職后以偵查懸賞舊案拿花紅為生，并不時得到舊日的同事、搭檔兼好友的督察的幫助，而在跟蹤旺角鬧市腐蝕性液體傷害案的犯罪嫌疑人時遭遇危險，幸得身手還不錯的女警何家彤的出手相助，而何家彤得知他的身份后，希望他能幫助她解開多年來一直困擾著她的童年好友小敏的失蹤之謎，但兩人也在不知不覺里陷入了險境……
當年的《神探》是韋家輝回歸銀河映像團隊的佳作，再次合作的《盲探》則是“盲人版《神探》”，劉德華扮演的神探莊士敦也一再通過冥想的方式讓自己進入案件當時的情境里，并讓自己變成“案中人”審視事件、發(fā)現(xiàn)案情的蛛絲馬跡，并由此偵察、探案，這與《神探》的“我左眼見到鬼”的方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但杜琪峰顯然不想重復《神探》的模式，而是憑借著自己的“童心”，為影片加入了不少喜劇元素，這既讓年過半百的劉德華還在銀幕上“耍賤”，更讓鄭秀文再現(xiàn)當年“傻大姐”的風采，并配以對于人性的追思（無論是貪婪，或者宿命的堅持、輪回），使得影片既有查案探案過程的懸疑驚悚（如停尸房的案件“重演”時，氣氛就營造得相當詭異、沉重又壓抑），又有鬼馬喜劇（如莊士敦與何家彤在樓梯上“重現(xiàn)”犯罪現(xiàn)場的“掌摑”情景時，就喜劇味道十足），更有兩個人在逐漸接觸、認識、了解后的相知相愛。《盲探》是劉德華與鄭秀文第七次扮演一對情侶，無論是開場時的彼此陌生，還是到后來共同歷險后的真情流露，兩人都默契十足。總之，《盲探》已經(jīng)不再滿足于單純的神探查案的懸疑驚悚，還加入了愛情、喜劇、人性挖掘等元素，使得影片更為豐滿，又不失可看性。
《盲探》作為銀河映像，尤其是杜琪峰、韋家輝這對多年搭檔北上后的合拍片，如果是放在過往十多年的銀河映像作品中看恐怕不是驚人之作，但是放在如今合拍片嚴重缺乏佳作的背景下，則另具意義——影片不僅是繼《毒戰(zhàn)》之后杜琪峰、韋家輝再一次回歸他們擅長題材的作品，也為一些迷失了自我的香港導演進行了一次絕佳的示范——如何在合拍的制約下，既能延續(xù)商業(yè)化的路子使得影片更具可看性（如前文所述將不同類型元素有機地雜糅一起），又能盡可能地保持自己的獨特風格。對于杜琪峰來說，黑色影像風格早在當年的《槍火》《PTU》等影片里便已成為“作者簽名”，而在《盲探》里我們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濃郁的黑色電影風格，如鄭秀文回想童年時小敏在街頭另一端等待的那一幕，就十分典型，而停尸房兇殺案的現(xiàn)場也都被營造得相當黑色、詭異、凝重，更何況還有劉德華與鄭秀文前往郊外尋找的士司機嫌疑人時，借鑒了好萊塢經(jīng)典驚悚片《沉默的羔羊》的手法，將這種凝重、黑色的氛圍推向了極致。而對于韋家輝來說，影片中最典型的便是他的“宿命”觀——這特別體現(xiàn)于小敏、小敏的媽媽、奶奶的三代輪回、宿命的命運觀里。
很多的香港導演在北上后漸漸迷失了自己，比如葉念琛的《隱婚男女》就失去了純港片時的神采，劉偉強的《血滴子》的開場十分華麗卻越到后面越失去神韻，包括杜琪峰本人，在《蝴蝶飛》《單身男女》及《高海拔之戀2》中都有過并不成功的愛情片嘗試，倒是在年初的《毒戰(zhàn)》中終于重拾了警匪片這種傳統(tǒng)類型并注入了銀河映像的黑色、宿命神韻，而如今的《盲探》則更具野心，在警察探案片的類型基礎上，將懸疑、驚悚、愛情、喜劇等類型元素雜糅在一起，既具有豐富的娛樂性，又有強烈的“作者”風格，此外，影片里的市井生活也別具趣味。可見，杜琪峰在《盲探》中，進一步摸索到了合拍片的神髓。
（編輯：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