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挖墓為何要再回埋
有一次上海圖書館邀請我去做講座，講座題目是“考古不是挖寶”，他們還在大門口張貼了海報。我去做講座時路過，正巧一個老師傅模樣的人在看那海報，只聽他自言自語道：“考古不是挖寶？——那考古就是挖墓！”站在一旁的我只聽得“噗”地一聲笑了。
可見，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考古挖墓是個常事。然而實際上，考古在很多情況下是不挖墓的，甚至有時即便挖到了墓，還要把墓回埋起來。這是何道理呢？
位于陜西乾縣的乾陵合葬了唐高宗和武則天，是中國唯一的一座下葬了兩位皇帝的陵墓。這兩位皇帝當朝時唐朝正逢全盛時期，墓葬規(guī)模宏大，去世后的隨葬也都豐富異常。相傳唐高宗臨死前留下遺言，要把生前所喜愛的字畫埋進墓內，包括大書法家王羲之的《蘭亭序》。郭沫若曾說墓中可能還有武則天的畫像和詩集手跡，如果打開它，那一定會發(fā)現(xiàn)“石破天驚”的奇珍異寶。千百年來，乾陵對人間的誘惑巨大，引得無數(shù)盜墓者對它垂涎欲滴。可不論他們怎么滿山遍地、開山炸石地尋找，就是找不到墓道口。哪知到了1958年，幾位農民炸石修路，卻意外發(fā)現(xiàn)了乾陵入口。考古學家聞訊而來，進行了勘探，發(fā)現(xiàn)墓道入口保存較好，推測陵墓沒有被盜過。
千百年來找不到的墓葬入口，一朝現(xiàn)世，挖還是不挖？這一問題擺在了考古學家們面前。最初，陜西省有關方面成立了“乾陵發(fā)掘委員會”，擬擇機打開乾陵地宮大門。可開啟帝王陵墓畢竟是個大事，省里有沒有決定的權力？于是陜西省派各文化部門負責人等組成5人小組，到北京向文化部請示匯報。文化部又上報到國務院周恩來總理處。周恩來總理沒有直接表態(tài)，而是請陜西來的同志先去看看正在挖掘整理的明十三陵的定陵。
定陵是明朝萬歷皇帝朱翊鈞的陵寢，1956年起，考古人員也是從找到的墓道口進去，打開了封墓的金剛墻進入定陵地宮的。可發(fā)掘的結果非常不盡如人意，大批的絕世珍品，因科技保護水平有限，變質的變質，變色的變色，結果令人扼腕痛惜。顯然，周恩來總理讓陜西來京報批的同志去參觀定陵是有用意的！陜西的同志看到這一幕，心中也都明白了周總理的用意。于是乾陵挖掘工作暫時中止，墓道口也都回填起來。就這樣，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迄今再未挖過乾陵。
像中國這樣明明挖到了陵墓卻不再續(xù)挖，而是保護起來的例子，在國外也有，比如日本的仁德天皇陵。仁德天皇據(jù)說是日本歷史上頗有作為的一位天皇，公元四五世紀之交前后在位。有日本正史之稱的《日本書紀》上說，這座陵墓于仁德天皇六十七年開始修建，20年后仁德天皇去世用于下葬，隨葬用的明器不下2萬件。陵墓前方后圓，由3條圍壕相繞，占地面積約達令人吃驚的46萬平方米，不但是約25萬平方米的秦始皇陵的一倍，更是遠大于5萬多平方米的埃及胡夫金字塔。于是成為與胡夫金字塔、秦始皇陵并稱的世界三大陵墓之一。
天皇陵寢作為不可褻瀆的禁地，從1850年前后開始，100多年來一直得到日本各級政府的嚴格保護，不但學術性的考察現(xiàn)場不被允許，就是考古人員也不能隨便到里面做調查和發(fā)掘工作。像1872年墳丘的方形部分坍塌，露出了橫穴式石室，內有石棺，棺外有鎏金銅甲胄、刀、玻璃器等，但為了保護皇家圣物，只是繪制了一些器物圖后，馬上又把它們都回埋了進去。
不僅帝王陵墓回埋，一般墓葬也有回埋的案例。2006年上海修建9號線地鐵，施工中在沿線發(fā)現(xiàn)了一個明代雙人墓穴。但上海考古部門初步清理后未進一步挖掘，反將尸體棺木等再次回埋了——為什么要這么做呢？
一是上海明墓數(shù)量很多。從上世紀50年代起，同類墓葬已發(fā)掘清理了400多個，不足為奇。這次工程施工偶然挖到的明墓，實屬一般性的普通墓葬，與以前發(fā)掘的墓葬相比，最多是又增加了數(shù)量，對目前的研究并無特殊價值。
二是遺體保護難于遺物保存。其一，尸體類文物的收藏成本不但高于一般的玉石文物，還遠高于醫(yī)學院的人體教學標本。其二，更重要的是遺體是有機質文物，不像無機質的金銀珠寶，保護難度相當大。當年北京定陵挖出的帝王遺骨和長沙的馬王堆女尸，都有過苦于收藏和難以保護的教訓，即便像秦俑坑那樣的土質遺址還出過48種霉菌。上海明墓出土女尸在沒開棺前臉呈白色，開棺后臉色迅速變黑，又是一個人為導致變質的實例，說明以現(xiàn)有的保護能力，我們實在還做不到讓出土文物不發(fā)生變化。與其不能完全原樣保護，還不如還原于地下環(huán)境，留待未來保護技術實現(xiàn)突破時再挖，才是最有遠見的保護，這早已成為國內外不主動挖帝王陵墓，甚至普通墓葬的“潛規(guī)則”了。
三是要為子孫而考古。長期以來，在不少人印象中，一直以為上海是無古可考的地方，甚至還說上海市區(qū)是從一個近代小漁村發(fā)展起來的近現(xiàn)代殖民地城市。其實考古發(fā)現(xiàn)早已推翻了這個舊有的思維定勢，這次挖出的明墓，就是一個實證。但是因此就要把上海地下的重要文物古跡都挖出來，還是把重要的發(fā)掘留給未來的考古學家呢？這不僅是現(xiàn)有保護技術存在不足的問題，還有我們的研究能力也存在局限性的緣故。像上海發(fā)現(xiàn)的明墓，既無墓碑，又無墓志銘，身份也無法確定，兩具并排女尸的相互關系也不是一時能解。這都令考古學家越來越感到，墓葬中的古代信息不是我們挖出來后便能一一破解的。所以，相信后人的解讀能力超過先人，不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的客觀規(guī)律，還是對我們能否正確認知自己時代局限性的嚴格考量。
四是為子孫保留現(xiàn)在，為未來保存過去。上海成陸歷史是逐步由西向東的過程，在浦東和虹口等滬東滬北區(qū)域，雖也曾出土過唐宋時代的遺物，但總的看上海古代遺存分布，是西南部早而多，東北部晚而少。這次發(fā)現(xiàn)明墓的肇家浜路和徐家匯路沿線一帶，雖說屬于市區(qū)西南部，并且常見古墓甚至墓群，但若比起青浦和松江等更西部的可早至漢代和史前的文物藏量，畢竟是小巫見大巫，小馬配大車了。上海市區(qū)考古資源有限，上海文博部門回埋普通明墓，看似小事，卻實在是珍惜市區(qū)有限考古資源的重要舉措。
無論是從文物保護的角度，還是從考古倫理所涉及到的文化世俗傳統(tǒng)方面，近些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古墓不再被一味地發(fā)掘，哪怕是以科學考古的名義。挖到古墓要回埋，挖到遺跡也要回埋，也不僅是上面提到的幾例。比如，就在上海明墓回埋之后，上海還先后回埋過上海北外灘建筑工地發(fā)現(xiàn)的明代古墓群，上海世博會浦西展館建設工地發(fā)現(xiàn)的清代古墓葬等；北京也曾將拓印完畢的遼金石經，重新歸藏地穴。浙江寧波1995年在象山灘涂上發(fā)現(xiàn)的一艘近700年的明初海船，不但是寧波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大古船，在國內也少見。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寧波文物考古所所長、現(xiàn)任上海市文物局副局長的褚曉波說：“大型古船在水里埋藏了幾百年，出土后含水量極高，一旦與空氣接觸或經太陽暴曬，水分蒸發(fā)后很容易造成木質開裂。這艘古船長23米，修復后可達26米，但由于當時保護手段、存放條件都非常有限，所以只好把它重新回埋到水下。”
挖墓回埋，這個過去我們很少聽說過的考古新名詞，正在成為考古人員運用越來越多的作業(yè)方式。不愧對祖先，不留憾子孫，能不挖盡量不挖，能保護就不斷保護，無不展示著考古學家的公共職責、文化追求和歷史情懷。
（作者系復旦大學文博系教授）
（編輯：黃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