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溪淺處不勝舟

對電影文化市場美國化的質疑

    電影市場是一個國家的電影文化態度，是一個負責任大國的電影文化平臺，應該是包容性的，應該是多樣化的，應該不是狂熱追捧所謂美國大片的，更不能由此渲染美國式的叢林法則，美國電影中的強權文化不是我們所需要的。而事實上，面對我們的電影文化中的美國話語強勢沖擊，我們應思考是否會在美國好萊塢的價值觀中迷失自我。

印度電影《大篷車》海報

法國電影《被侮辱與被迫害的人》（又名《可尊敬的妓女》）海報

印度電影《三傻大鬧寶萊塢》海報

　　我以為，當務之急，必須結束美國電影文化單一強勢向中國灌輸的局面。像法國總統訪華新聞所傳遞出的信號一樣，世界各國電影渴望走向中國，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電影市場應該向全世界平衡開放，中國電影市場應該去美國化，必須降低美國電影在中國的份額，同比提高世界各國優秀電影。

　　引言：為什么不能反對好萊塢？

　　《中國圖書評論》2013年４期發表了兩篇關于電影著作的評論，李瑞的《為什么反對好萊塢？》和張天潘《從電影看中國文化想象力之貧乏》。顯然，李瑞先生是極力贊賞好萊塢的，他對任何反對好萊塢商業電影、推崇歐洲藝術電影的觀點都極為光火，一一反駁。他說，好萊塢電影是被符號化的，歐洲藝術電影是被推向神壇了，批評好萊塢的這本《反好萊塢——歐洲電影十大師》是“輕率而自賞的寫作”云云；張天潘先生則是對中國當下極具票房號召力的電影的情趣不以為然，這就構成了文中并不奇怪的、追捧美國好萊塢電影、打壓美國好萊塢之外電影的一邊倒態度。

　　為什么要反對好萊塢？這是李瑞們的驚詫。為什么不能反對好萊塢？這是我的觀點。恕我直言，“美國化”是學術界的病——不僅是文化界，包括我接觸到的經濟學界、教育界，美國的一切一切都值得津津樂道，視為楷模——他們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行，我們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行——這是揚美貶中的通行“學術”模式。若要問我們怎么能行、能好，這幫“磚家學者”們恐怕說不出有價值的可行性意見和建議。不幸的是，把美國大片奉為圭臬，也算是當今中國電影態度的一個頑固病癥。

　　這里不具體對李瑞先生和他批駁的電影著作《反好萊塢——歐洲電影十大師》評論，我只對當今中國電影的取舍態度發表看法，是不是可以起到另一個角度看問題的啟示。

　　從法國總統奧朗德首次訪華說起

　　當期《中國圖書評論》出版的月份，即2013年４月份，在國家政治層面，或者說是中國與世界的政治家交往層面，發生了一件與電影文化相關度頗高的事情，這就是法國總統奧朗德的首次訪華。

　　法國總統這次來，隨行的除龐大的企業家團隊，還有法國著名導演呂克·貝松，讓·雅克·阿諾和影星安娜·帕里約，其表達的題義是不滿美國電影在中國一尊獨大，通吃，要與中國相關部門推進法國電影進入中國（據《參考消息》2013年4月25日）。

　　奧朗德總統是從他的商業角度考慮問題的。2012年，法國對華貿易逆差為260億歐元，約占法國總赤字的40%。法國方面希望法中貿易實現某種程度的平衡，盡管不指望能一夜之間予以好轉，但也希望能出現逐步改善的勢頭。奧朗德的用心沒有白費，國家領導人的訂單作用至少在引進法國電影之外還是比較明顯的，中國當即購買了他們的空客60架，金額巨大，在中法核能合作方面也有進展，而法國雷諾汽車也在挺進中國汽車市場，但我沒有看到購買引進法國電影的消息，看來還不會一下子有大的突破。

　　實際上，這并不只是國內電影進口品種單一、被美國好萊塢電影文化壟斷的經濟問題，從社會發展和文化建設的層面，哪怕是從電影接受美學的角度，憂慮當前我國電影市場美國化的更應該是我們。

　　中國電影文化市場的美國化

　　中國影院放映外國電影是美國片一尊獨大。2012年，中國電影票房增長率達30%，達到170億人民幣，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然而，中國電影票房的近一半份額是美國電影構成的。試想一下，美國的第一大電影市場，會允許進口外國電影由中國一國包攬么？中國市場已成為好萊塢票房重倉，這一點，中國顯然不如印度能夠堅持自己的電影文化主體性，美國電影在印度的占有率只有10%左右。《阿凡達》當年風靡全球，到了印度票房只有同期上映的印度故事片《三傻大鬧寶萊塢》的三分之一。印度寶萊塢沒有妄自菲薄，她做到了“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

　　中國全年進口的外國電影中，美國電影占絕大多數。外國電影進口協議按照分賬原則，美國電影分走了中國全年電影市場的大筆收益。美國電影成了中國電影市場“收益分享”的最大贏家——我關心的不是美國電影拿走多少分成，這并不是主要的，電影也從來不只是票房，而是社會效益——文化軟實力、國家影響力和輻射力。中國觀眾被迫成了中國電影市場美國化格局下的專一觀賞者，別無選擇，就像當年被逼只有“八個樣板戲”可看一樣——從電影文化來看，我們現在并不比當年進步多少，當年及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從蘇聯到東歐、亞洲的朝鮮越南等是開放的，對西方也沒有完全隔絕，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法國的新浪潮、薩特的存在主義電影《可尊敬的妓女》等，都有引進，還有印度的《大篷車》《流浪者》……電影來源國不會像現在只主要局限于美國。

　　對中國電影文化市場美國化的質疑

　　許多年輕人習慣了沉醉于《鋼鐵俠》的個人英雄主義，習慣了為《泰坦尼克號》一次次冷飯熱炒，由此相信美國式的旖旎風光、高品質生活和情愛纏綿浪漫，美國是樂土，是自由之邦，云云。

　　被美國電影文化單一色彩長期強制熏陶，很難說不會給他們烙上世界就應該是美國式樣的世界、文化就是美國的強權文化的無理印章。也因此，在美國單極強勢話語之下，在年輕人心目中與美國一起蔑視、妖魔化其他國家非常容易，你現在還看過朝鮮等國家的電影么？

　　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透視世界，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客觀承受個人經歷的榮辱，因此，至少在電影銀幕宣示的圖景上，世界其他國家不存在了，歐洲不存在，中東不存在，中亞不存在……與美國共榮辱成了這種文化符號的精神誘引。無形之中，美國說一些國家是邪惡，是不普世價值的，在美國價值觀和“狂轟濫炸”宣泄武力的電影文化狂躁暴力壓榨之下，許多人很可能會把思維權拱手交出去，把世界認同成美國電影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關系，愛恨由著美國電影去定位。

　　我認為，電影市場是一個國家的電影文化態度，是一個負責任大國的電影文化平臺，應該是包容性的，應該是多樣化的，應該不是狂熱追捧所謂美國大片的，更不能由此渲染美國式的叢林法則，美國電影中的強權文化不是我們所需要的。而事實上，面對我們的電影文化中的美國話語強勢沖擊，我們應思考是否會在美國好萊塢的價值觀中迷失自我。

　　顯然，唯美國電影是好，和其它方面的唯美國是好——不單純是一種取舍態度，而是一種很不合時宜的文化病癥，必須及早醫治。

　　民間有選擇 中國有電影

　　值得寬慰的是，這種病癥在民間并不流行。民間自不會獨食美國大片，那樣的話，不噎死也反胃。真正意義上的美國電影籠罩我們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互聯網讓觀眾用鼠標選擇，合理“反對”了影視渠道的唯美國好萊塢電影是好的態度。想想這些年來，從較早的《藍》《紅》《白》三部曲這樣的法國電影，到俄羅斯溫馨的新電影《接吻不是為媒體》，以及世界各國的好電影在源源涌來，為網民全方位打開眼界，電影欣賞的少數人密室權貴特權瓦解了，任何精品，任何類型，任何國家，只要想得到，只要想看，都在彈指之間可以實現。

　　更何況，中國電影本身的創造力正在引起世界矚目，“中國電影正成為創造性力量”，中國有一半的電影江山屬于本土創造，中國電影在世界影壇發揮著積極影響力，從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電影到新中國成立后三十年的電影創作，哪怕是“文革”中及后期，也有《閃閃的紅星》《海霞》《創業》《青春》和《南海風云》等優秀電影，直到新時期第五代導演的橫空出世和當下新一代電影人對現實穿透的敏銳、結構故事的寫實，其文化生命力是抹殺不了的，具備了美國電影所不可能替代的審美力量。

　　就連深得中國電影市場美國化紅利的美國電影導演斯皮爾伯格，也講了兩頭都真實的話，他承認：“中國不僅作為國際電影的一個市場給大家留下印象（這里是指美國電影的市場——筆者注），同時作為一支創造性的力量也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中國臺灣導演李安也說：“中國的市場和熱愛電影的人們會越來越規模壯大，而且或許有一天會超過英語國家。所以，我真的希望它繼續發展，無論是從商業上還是從藝術上，還是介乎兩者之間，而且大家都能健康發展。”（據《參考消息》5月28日）

　　民間有選擇，中國有電影，并沒有趴下仰視美國電影。

　　中國電影市場應去美國化

　　我們有中國夢，中國夢必須是與世界夢交融的，不能讓撒切爾夫人對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預言成真，她說——“中國永遠成不了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價值觀輸出，沒有軟實力。”我以為，當務之急，必須結束美國電影文化單一強勢向中國灌輸的局面。像法國總統訪華新聞所傳遞出的信號一樣，世界各國電影渴望走向中國，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電影市場應該向全世界平衡開放，中國電影市場應該去美國化，必須降低美國電影在中國的份額，同比提高世界各國優秀電影。

　　世界本身是五彩的，世界電影文化本身是多樣性的，不是單極的，希望中國電影市場不要再偏執于美國片了，也希望我們的電影評論更客觀些，不只是一味吹捧和迫不及待“折服”美國電影的一種聲音。只有這樣，才能讓觀眾看到世界電影的云蒸霞蔚，讓中國包容世界電影文化，對話世界電影文化，讓我們站在民族復興、實現中國夢的新起點，與世界人民和文化同在。

　　唐朝詩人王之渙有首《宴詞》：長堤春水綠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莫聽聲聲催去棹，桃溪淺處不勝舟。七絕寫得很美，移用來作為本文的結束，也許并不牽強附會。美國大片，描摹的也許是某些人心目中的美景，只可惜，這艘美國泰坦尼克號，不管你主觀怎么想推波助瀾在這片水域“催去棹”，依然是“不勝舟”的。

　　難道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