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觀眾正面遭遇西方藝術大師
這段時間，關于“世界巫師”博伊斯和“波普大師”安迪·沃霍爾的討論在美術界很是熱鬧，京城的不少公交站牌也被這兩位大師的展覽廣告所占據。對公眾來說，能不出家門就欣賞到享譽西方的藝術大師的作品，是個“見世面”的良機，但兩位大師的創作多與行為、觀念有關，與傳統審美迥異，觀眾是否看得明白？面對那些看似普通的照片和由日常用品組成的裝置以及古怪的影像，他們能否接受這些在西方備受推崇的藝術大師？觀眾（包括藝術家、普通公眾在內）該如何面對西方大師之偉大，似乎是個老舊卻總也繞不過去的話題。
破解這個題目，無疑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是，中國的美術界，包括美術家、策展人、美術史學者、美術批評家等如何面對這些在西方獲得巨大成功的藝術大師？這個問題在30年前，他們剛被介紹到中國時存在；在30年后，我們已經有能力獨立策劃這些大師的展覽時，依然存在。想來，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隨之而來的“新潮美術”運動，中國的美術界可能對這些影響西方世界的藝術大師全然無知，可以心安理得地停留在現實主義創作的主流之中。可正是這股強大的西方視覺語言的沖擊，改變了中國當代藝術的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塑造了我們現在的當代藝術形態。如果對其沒有清晰明確的認識，我們很難想象美術界花費那么大力氣引進并討論他們的價值何在。更重要的是，如果對其沒有一個鮮明的立場，中國的美術界根本無法把自己與世界聯系起來，也就更難在整個世界藝術的大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地位。
諸如博伊斯、安迪·沃霍爾等“二戰”之后崛起的西方藝術大師，他們主要是在觀念藝術領域產生重要影響，并對人們的行為與思想發生直接作用，他們的創作很難像文藝復興的大師們那樣，可以在技術層面給予中國的美術家以直接營養，很多時候中國的美術家學習的僅僅是其看待和影響世界的方法而已。這個時候，一個吊詭的問題就會凸顯：在西方藝術發展邏輯下成長、成名的藝術家，與處在不同發展軌跡上的中國藝術有何關聯呢？我們在對其解讀時的角度和方法，是不是很容易形成一種誤讀？這種誤讀很多時候與單一化的解讀或功利主義的拿來有關。就博伊斯而言，如果像早期美術界那樣，還執迷于對他的政治性和反叛性的解讀方式，那么，我們就會忽視更為重要的，他在生態和環境保護上為全人類所作出的貢獻。引進或介紹一個藝術家，選擇某一個視角固然重要，但一定要防止一葉障目、以偏概全，大而化之的慣性思維極易讓原本復雜和精彩的事物瞬間變得簡單而索然無味。在今天這樣一個多元化的信息時代，我們要認識一個西方大師，不僅要了解他的藝術成就，而且還要研究催生他生長、成熟的那個時代與藝術場域，相較于前者，后者似乎更有價值。因為只有把大師背后的東西揭示出來，中國的美術界才能全面認識他們，也才能更加準確地把他們介紹給中國的公眾。如果連專業人士的“第一口奶”都吃得稀里糊涂，很難想象經由他們介紹而來的大師還能否口味純正。同時，只有把大師背后的東西揭示出來，才能充分反思我們的美術界，為何沒有產生類似影響的大師。當然，這里面有太多的學問和技術性的操作，而非簡單介紹一下他們的藝術思想那么簡單。
如果說，專業的美術圈里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西方大師的話，那么，對于大多數中國的公眾來說，他們接觸西方藝術大師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通過大型展覽。想來，中國美術界和普通公眾，第一次“集體受教育”，源于1985年波普藝術大師勞申伯格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大展。大量的現成品裝置讓中國的藝術家和公眾意識到原來藝術還可以這么做。從那時起，更多西方著名藝術家的作品被介紹到中國，畢加索、米羅等現代派先鋒，印象派大展，甚至更早的文藝復興早期作品，不同歷史階段的西方藝術大師與中國觀眾正面遭遇。美術界自然拍手相迎（不出國門便可大開眼界），然而，相當一部分公眾，當他們的審美還停留在畫得“像與不像”這個層面時，那些眼花繚亂的視覺符號一下子闖入他們的視界，不眩暈才怪。那些古怪的畫面，看似再普通不過的日常用品，是如何成為藝術品的？那些創作他們的人，又如何被尊稱為大師的？這無疑需要策展方在展覽中向觀眾說明，而不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宣稱：“這就是藝術品，你們不懂，是因為你不理解這些藝術大師”。尤其是在我們已經有能力在自己的藝術機構，自主地展示西方大師的作品時（這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是我們的短板），受眾更是需要優先考慮的。
策展方不是藝術家，可以單方面地考慮藝術，只為作品活，為了藝術而藝術，而不顧及公眾的訴求。畢竟對大多數觀眾來說，西方藝術大師還是非常陌生。這種陌生，不僅是因為文化背景差異而造成的與大師作品的天然疏離感，還有大師后面的那個西方藝術世界。如果沒有闡釋系統和藝術場域，當代藝術的合理性根本無法確立。不了解那些大師的個人經歷和西方藝術思潮，就很難想象氈子、菜湯罐為何會變成藝術品還備受推崇。民智需開蒙，但一個連抽象畫還無法獲得大多數認同的國度，能否直接跨越到下一個階段？如果我們的專業人士非要這么做，它的難度可想而知。即使地球已經扁平，信息可以如此便捷地獲取，事實依然證明，觀眾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不排除一些從事傳統藝術的藝術家，還無法接受那些偉大的西方藝術大師做的就是藝術。這就需要策展方充分利用各種手段拉近西方藝術大師與中國公眾的距離，如詳實的大師個人介紹，大師與中國、與中國藝術家的關系等，以及舉辦多種講座、座談等活動，向中國公眾推介大師的思想，而不僅僅是拿著那些作品展一展而已。
在中外交流中，我們常說，用更好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讓西方了解中國。同樣，在介紹西方藝術大師時，更需要用中國的方式講述他們。當然，知識儲備和圖像審美經驗的缺乏，不是辦幾個展覽就可彌補的。俗話說，萬事開頭難，當我們不再為吃喝發愁時，也就具備了“開始懂了”的前提。西方藝術大師，之所以被尊為大師，他到底偉大在哪里？拋開有用借鑒和功利拿來，當我們已然具備講述他們的能力和條件的時候，恰是一個將公眾帶入多元而迷人的世界藝術大家庭的良機。
（編輯：黃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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