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銀幕上的法律故事照進現實，影視劇正成為公眾理解法律知識的重要窗口。近年來，一批兼具法治精神與人文關懷的影視佳作涌現出來。《底線》中的法官在情與法之間艱難抉擇，《掃黑風暴》中的正義之光穿透黑暗迷霧，《警察榮譽》中的基層民警用瑣碎日常編織安全之網……這些作品在屏幕上開辟出兼具溫度與深度的普法新場域，改變并深化著公眾對法律的認知。抽象的法條化作具象的人生，理性的規則浸潤感性的體悟，法律不再是復雜難懂的文本，而變得可知、可感、可觸。

　　影視劇普法教育的溫度，產生于對個體命運的真切關懷。法律的溫度都是在具體案件、具體人物命運中得以彰顯的。《第二十條》中，農民王永強在妻子遭到村霸凌辱后憤而反擊，公交車司機張貴生為制止犯罪挺身而出卻失手致人死亡，少年韓雨辰面對校園霸凌勇敢反抗卻陷入“是否防衛過當”的爭議。這三個人物的故事交織出“正當防衛”認定中的復雜現實，也將抽象的法律條款轉化為一個個具體而真實的生命抉擇。

　　法律重在實施，而實施的關鍵也在于人。影視劇普法教育的溫度，還源于對法律實踐中“人的維度”的細膩呈現。《底線》中，法官審理離婚糾紛時既恪守法律條文，也悉心考量情感創傷與子女未來；《警察榮譽》里，新老民警處理市井糾紛時所展現的共情與智慧，讓觀眾看到執法者不僅是規則的守護者，更是生活的守護者。人的溫度、人情的溫度，使觀眾意識到，法并非遙不可及的威嚴符號，而是維護尊嚴、保障權益、安頓生活的堅實力量。

　　影視劇普法教育的深度，則源于對法治精神的精準詮釋。影視劇的普法教育不是將法律簡化為非黑即白的教條，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價值邏輯與社會意義。《沉默的真相》中，檢察官江陽為徹查侯貴平案真相，歷經十年艱難求索，付出了青春、事業、家庭乃至生命的代價。他所堅守的不止是個案的真相，更是程序正義背后那不容踐踏的法治信仰。《巡回檢察組》以重新查明“九三零殺人案”為開端，但并未止步于冤案平反的戲劇性呈現，而是通過深入介紹巡回檢察工作的運作邏輯與實踐過程，剖析案件在調查、審理全流程中可能存在的程序疏漏、證據瑕疵等問題，彰顯出法治體系自我審視、自我糾錯的勇氣與決心。這些作品以戲劇沖突為外殼，以法理思辨為內核，讓觀眾在追劇的“沉浸式體驗”中，不僅知曉“法律如何規定”，更深入理解“為什么法律要如此規定”。

　　更令人矚目的是，影視劇以“刀刃向內”的勇氣，深刻揭示了法治體系的自省與革新。《以法之名》聚焦檢察偵查領域，直面司法系統存在的問題，深入講述檢察機關對司法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偵查過程。創作者通過對“保護傘”如何定罪、偽證罪之構成要件等復雜法律議題的劇情融入，引導觀眾認知司法內部監督的制度邏輯與現實必要性。在這些作品中，觀眾看到的不僅是正義的實現，更是一個法治系統如何通過自我完善抵達真正的司法公正，在自我革新中不斷發展成熟的法治中國。

　　然而，影視劇終究是藝術創作，其普法教育功能的實現，必須兼顧藝術表達與法理嚴謹。遺憾的是，當下部分作品在創作中出現失衡現象：為追求戲劇效果與市場熱度，不惜犧牲法律專業的準確性，使本應傳遞法治精神的內容，出現符號化與奇觀化的誤區。比如，某劇中對槍支彈道分析的錯誤呈現、關鍵物證鏈斷裂等專業瑕疵，雖細微卻足以削弱作品的說服力。創作與法律相關的影視作品，應當致力于構建一種“法理情境化的敘事能力”。這意味著創作者不僅需要準確理解法律的內核精神，更需要具備將法理有機融入情節沖突、人物塑造與價值抉擇之中的藝術轉化力。它需要通過角色的困境與成長、案件的曲折與推進，讓觀眾在情感共鳴中自然理解程序正義的必要性、證據規則的重要性以及法律背后復雜的價值判斷。

　　因此，對承載普法功能的影視作品的更高追求，在于以藝術的方式構建出一個既真實又可感的法律世界。既要經得起專業性的審視，又要承載得起藝術的表現力；既需要呈現法律的剛性約束，也需要傳遞其保護人、關懷人、啟迪人的柔性價值。唯有當法律敘事與藝術敘事達成有機統一，影視劇才能真正成為滋養法治文化、塑造公民法治意識的優質載體。這既是當代普法珍貴的啟示，也是影視藝術參與法治文明建設的深遠意義。

　　（作者系遼寧大學法學院講師）

　　《光明日報》（2025年09月1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