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典常讀·戲說

　　“經(jīng)典常讀”欄目特開辟“戲說”系列，以文本分析為基礎(chǔ)，解讀中外經(jīng)典戲劇。

　　我看過曹禺的四部代表劇作《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的現(xiàn)場演出，包括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先鋒派、身體戲劇等多個版本，但是始終沒有太多興致多了解一些這位中國戲劇的泰斗級人物，直到有一天我無意間看到下面一段文字：

　　“我是個貧窮的主人，但我請了看戲的賓客升到上帝的座，來憐憫地俯視著這堆在下面蠕動的生物，他們怎樣盲目地爭執(zhí)著，泥鰍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著昏迷的滾，用盡心力來拯救自己，而不知千萬仞的深淵在眼前張著巨大的口。”（曹禺寫于1936年1月）

　　我忽然讀出了劇作家的孤獨寂寞，與其身前身后的一片喧囂形成很大的反差，那一片青云迷霧之上，不是冠冕堂皇的正部級寶座和云山霧罩的偉大劇作家的頭銜，而是一顆迫切但終究惴惴的孤獨的心，懷有少見的悲天憫人的情懷。這樣的情懷我不曾在任何一出曹禺戲劇的現(xiàn)場演出中看到過，于是我翻開劇本，第一次開始讀真正的《雷雨》。

　　人的困境

　　被忽略的序幕和尾聲，意味著新的高度

　　《雷雨》是大致符合了“三一律”原則的作品（除第三幕不在周府在魯家），時間緊湊，人物個性鮮明，矛盾沖突集中，舞臺感極強的同時閱讀感也好。但是合上書的第一感慨卻是，封建社會黑暗？封建家庭的丑惡？階級壓迫？資本家的罪惡？……這些印象里解讀《雷雨》的符號，都不是我在這部作品中讀出來的要義。若真如此，那倒真像是二三流作品的主題，真是讓曹禺先生愈加地孤獨了。

　　《雷雨》講的是人的困境，這個比較是一流作品的主題。第一個層面是感情困境。周樸園拋棄前妻侍萍后用保留家具等紀念方式尋求自我解脫，重逢之后從掩飾到主動公開侍萍身份以謝罪，乃至將自己的住所捐助教產(chǎn)，這都是周樸園尋求擺脫情感困境，實現(xiàn)自我救贖的努力。侍萍的困境在于一生無法釋懷的被驅(qū)逐的愛情，她一生都在逃離，但是所謂命運終究把她投入到舊情的漩渦，以致墜入精神崩潰的深淵。蘩漪死死抓住周萍這根感情的稻草，想要擺脫她與周樸園的婚姻牢籠，豈知“愈掙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最慘的是周萍，與后母的亂倫之戀尚未擺脫，又掉進更令人絕望的與同母異父妹妹四鳳的孽戀，如此悲催的困境，結(jié)局只有死亡。四鳳要擺脫母親的愛，卻仍然無法投入周萍的懷抱，當這個困境解脫的一刻，卻發(fā)現(xiàn)自己投入的是兄妹間不倫的高壓禁區(qū)。周沖為了自己愛的人而獻身，即使對方并不愛自己，他是劇中唯一在最后時刻解脫感情困境的人。魯大海人生最大的敵人是自己的父親和哥哥，這是他終生無法擺脫的困境，他選擇逃跑，終究是一個有點詭異的歸宿。魯貴是個市儈人物，即使人人厭棄他，卻也算不得是他的情感困境，既然不寫魯貴的情感，這個人物便難免流于臉譜化和功能性，一方面他是侍萍一家和周樸園一家的聯(lián)系點，另一方面，劇中人物出場、下場調(diào)度大都是魯貴的指使或者傳話。

　　我想《雷雨》首先是一個很清楚很明確的情感故事。排演者歷來更多地把重心放在事件的糾結(jié)和沖突上，似乎一說情感就好像降低了此戲的分量似的。其實，情感困境對應(yīng)的便是人性的困境，相愛卻不能在一起，是親人卻要互相背棄，都是文學(xué)中揭示人性最有分量的命題，《羅密歐與朱麗葉》、《美狄亞》等經(jīng)典悲劇都涉及這兩個幾乎永恒的命題。

　　《雷雨》第二個層面是社會困境，它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道德秩序，一個是社會秩序。尊卑貴賤禮教道德，固化的家庭形態(tài)和社會形態(tài)令人窒息和絕望，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對固有的社會和家庭格局產(chǎn)生強大沖擊，舊的禮教并未崩潰，新的問題接踵而來，經(jīng)濟恐慌、社會動亂、軍閥混戰(zhàn)，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籠子，沒有人知道中國的未來，更沒有人為之指出方向。作者身處巨變的時代之中，呈現(xiàn)出非常明顯的困惑、迷茫、焦慮和絕望的情緒，并且通過這樣一個悲劇故事有效地引發(fā)人們對社會進行深入的思考，這其實已經(jīng)很了不起了，而我此次閱讀的新發(fā)現(xiàn)，即曹禺還把思考指向了第三個層面的困境——文明困境，則提高了這部劇作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

　　這個發(fā)現(xiàn)就是《雷雨》的序幕和尾聲。據(jù)說這兩小段戲曾經(jīng)被搬上過舞臺，但我沒有看過。無論如何，它們很少被提起，作為“兩件累贅”遺落在書本里已經(jīng)很久了。這兩小段戲很簡單，以兩個小孩子的視角來呈現(xiàn)，周樸園在十年后去探望已經(jīng)瘋了的兩位妻子（侍萍和蘩漪），此時的周家已經(jīng)變成天主教的醫(yī)院，引領(lǐng)周樸園的是教堂的“姑子”，耳邊響著的是教堂的鐘聲和做彌撒的音樂，整個劇的落點是“姑乙在左邊長沙發(fā)上坐下，拿了一本《圣經(jīng)》讀著。舞臺漸暗。”好的劇作沒有閑筆，劇終落點更是極其重要，行文利落講究的曹禺劇作也是如此。

　　《雷雨》在序幕和尾聲中營造了非常濃厚的宗教氣氛，而且是在一個醫(yī)療精神病癥的場所，透過代表未來的孩子的視角，其實已經(jīng)把解脫前兩個層面困境的路徑隱隱地指向了西方文明。對中國人情感困境和社會困境的終極思考，其實是對中華文明困境的追問和思考。雖然我不大欣賞作者給出的西方文明的指向，但是一個劇作家如果真的思考過文明困境，并對某個文明產(chǎn)生希冀，實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值得尊敬。也許曹禺覺得這種思考并不成熟也不敢太肯定，所以他將其隱藏在序幕和尾聲里。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也許曹禺自己也覺得這個方向指得實在沒必要了，或者不敢再提了，因為中國已經(jīng)走上了另一條道路——雖然那依然是“西方”的。

　　戲的毛病

　　巧合成為主要推動力，太過刻意。寫命運尤其不能寫巧合，而是要寫必然

　　以前我對《雷雨》并無大興致，我自己也沒認真想過是為什么。這次讀《雷雨》，我不僅知道了這部劇作的好處，也終于明白了一直以來對曹禺作品沒有興趣的原因。

　　我一直不太喜歡“巧合”的戲，尤其是巧合成為戲劇推動原力的戲，也就是說，戲劇中主要事件是巧合造成的，并且巧合事件成為戲劇發(fā)展的主要推動力。周樸園拋棄侍萍是在無錫，多年后都來到了天津，并且在此重逢，這是第一大巧合。侍萍的丈夫和一對兒女都在給周樸園打工，并且都與之發(fā)生直接的利益關(guān)系，這是第二大巧合。侍萍的女兒跟自己一樣都愛上了所侍奉主人的公子，這是第三大巧合。這三個巧合都是這出戲的原始動因，缺了任何一條該劇都無法成立。

　　文學(xué)是揭示必然而非揭示巧合，巧合用得好的，一般是小巧合事件揭示主要事件的必然性，從而揭示主題的必然性。而以大巧合事件即成為戲劇主要推動力的事件來揭示主題，總是有作者故意之嫌。而《雷雨》中這些巧合似乎還成為一些人贊美這個戲的一個重要原由，諸如“命運悲劇的必然結(jié)局”、“無法逃脫的命運怪圈”云云，都太扯了。寫命運尤其不能寫巧合而是要寫必然，有人搬來古希臘悲劇也無濟于事。《雷雨》顯然不是寫真實事件，其次這個戲不是根據(jù)傳說改編，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毫無可比之處。

　　讀《雷雨》還有一個感受，就是“滿”。這個戲人物非常豐滿，性格鮮明，情感充沛，個性突出，人物間的矛盾異常尖銳，情節(jié)節(jié)奏也很緊湊，矛盾沖突一刻也不停歇，而且在一天之內(nèi)便完成了所有矛盾的積累和總爆發(fā)，作品一氣呵成，令閱讀者不能喘息，真是沒有一處不糾結(jié)沒有一處不激烈沒有一處不往死里整。我必須感嘆作者的技巧太好了，這似乎是戲劇寫作絕對的優(yōu)點，但是我總覺得一出戲也好一部小說也好，都應(yīng)該開一扇窗，讓作品可以透透氣，讓讀者和觀眾呼吸到情懷的迷人空氣，更加透徹地感受人生的況味。就像《哈姆雷特》中王子的獨白，《進入黑夜的漫長旅程》中瑪麗片刻的歡愉，或者《茶館》中三個老頭撒出的漫天紙錢……越是寫殘酷的戲，越是要留一筆柔軟，越是寫困境的戲，越是要留一筆飛揚，越是寫一出悲劇，越是要留一筆開懷……當然，這僅是個人閱讀的一點不滿足，算不得批評。但是我想《雷雨》若有類似一筆飛揚的橋段，必有新的高度，作者想要表達的悲憫情懷也將更加清晰和強烈。

　　當然，《雷雨》還有其他所謂斧鑿之痕，都被我視為小問題。比如人物個性的設(shè)置過于有用，情節(jié)設(shè)置過于精巧過于戲劇性。讀到第四幕我甚至覺得作者有點非要完成“三一律”法則不可的樣子，趕著要在一晝夜之內(nèi)完成最后的戲劇高潮，諸如此類不再贅言。

　　閱讀《雷雨》，最大的感受就是：真摯、技巧好。看似簡單，放眼望去，中國戲劇文學(xué)中夠得上這兩條評價的真是不多。也許還是我讀得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