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雙年展鑲入城市與鄉村
利物浦雙年展的舉辦地——利物浦泰特美術館
文化早已不再是一種“賠錢的買賣”，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早已被“文化產業”這個新詞所取代。
說到文化與地區發展的關系，讓人不禁想起當代藝術中最具代表性的國際雙（三）年展，其中，利物浦雙年展和越后妻有三年展成為對地區城鄉發展建設推波助瀾的絕佳例子。
“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是上世紀90年代中國熱極一時的口號，時至今日很多地方仍然將其作為地方發展的策略之一。平心而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初期，這樣的觀念的確有其合理的邏輯出發點，畢竟經濟發展曾是中國人的第一要義。但顯然，這樣的口號背后隱含的邏輯是：文化無足輕重，不過是拉出來遛遛走走過場，真正的內容是經濟因素。這樣的邏輯顯然嚴重輕視了文化的地位，無怪乎馮驥才曾說這樣的口號“是一個很無知、非常粗鄙化、已經過了時的口號”，是“政府官員的提法，而不是文化界的提法”。
實際上，恐怕只有在亟待解決經濟問題的特殊時期，才會對經濟如此偏重，完全背離中國歷來尊重文化的傳統。另一方面，文化也早已不再是一種“賠錢的買賣”，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早已被“文化產業”這個新詞所取代。盡管把文化當做產業來操作的思路仍然與文化作為一種獨立價值的本質有著錯位，但至少為文化爭得了些許體面。
說到文化與地區發展的關系，讓人不禁想起當代藝術中最具代表性的國際雙（三）年展，其中不乏對地區城鄉發展建設推波助瀾的絕佳例子。
提到雙年展對城市之貢獻，不得不提英國之利物浦雙年展（Liverpool Biennial）。無論是媒體還是雙年展組委會本身，都大肆宣傳自己為“以雙年展振興地方城市”之楷模。作為歐洲當代藝術的重鎮，英國在雙年展領域的起步很晚。倫敦同巴黎一樣，雙年展并不是他們向世界展示頂級藝術家的唯一平臺，因此，他們并沒有這方面的迫切需要。官方有泰特美術館，私人有薩奇畫廊，英國人似乎自信滿滿地應對國際雙年展格局的風云變幻。歷史推進到1999年，利物浦雙年展的出現，才打破了這一平靜的局面。雖然起步較晚，但一出現，憑借英國在世界當代藝術中的強大實力就立刻打響了自己的名號，一舉成為世界知名的雙年展之一。當然，利物浦雙年展的成功，功勞有一半要算在泰特美術館身上。我想，英國人之所以把如此重要的一個雙年展放在利物浦這個城市，而非倫敦，也是一種策略。泰特美術館無疑是英國最重要的藝術機構，1988年在利物浦建立了泰特美術館分館。另一方面，對于英國人來說，利物浦也不是泛泛之輩——利物浦的重要意義在于它曾經孕育過甲殼蟲樂隊，單憑這一點，就足以抓住全世界人民的心。
利物浦雙年展的建設也是一種城市策略。作為英國西部一個傳統的港口城市，曾經的利物浦是以港口貿易和傳統制造業作為其經濟支柱。但隨著新興經濟系統的發展，利物浦越來越感到發展的壓力。它已經喪失了作為港口城市的重要地位，第三世界制造業的興起，也搶奪了利物浦傳統的制造業經濟。從1988年建立泰特美術館分館開始，管理者和決策者們敏銳地看到了文化產業的巨大價值。雙年展這種當代藝術的展示形式，如果運作得好，不僅可以搭建國際當代藝術的煊赫舞臺，吸引英國和國際藝術界的參與，同時吸引媒體的高度關注，更吸引多元立體的藝術產業的發展，單憑藝術愛好者和游客的到來就能大幅提升旅游產業。這恰恰與新時代綠色產業的方向高度一致——從高能耗的工業、制造業向低能耗綠色的服務業旅游業文化產業方向轉變。經過幾年的打造，在利物浦建城800周年（2007年）之后，2008年利物浦被命名為歐洲文化之都。可以說，利物浦雙年展是繼威尼斯雙年展、卡塞爾文獻展、圣保羅雙年展之后最成功的雙年展之一。
如果說利物浦雙年展的例子是城市建設的典范，隨著全球城市化進程的日益發展，這樣的例子在全球范圍逐漸普及開來，那么日漸荒疏的山村，曾經是我們家園的美麗鄉村則更加嚴重地被人們所遺棄，如何發展更成了嚴峻的問題。這一方面，日本的越后妻有三年展（Echigo-Tsumari Art Triennial）提供了絕佳的范例。
2011年日本的大地震和由此引起的核泄漏事件引發了全世界的廣泛關注，“災難”成為一時間的關鍵詞，日本藝術界也引發了藝術和災難之間關系的討論，尤其以渡邊真也（Shinya Watanabe）的文章《觀點：藝術如何幫助日本？》最具典型。人們突然開始注意到一個全世界最具特色的三年展——越后妻有三年展。首先它的題目就引人入勝：越后妻有到底身處何處？越后妻有三年展位于新潟縣（舊稱越后），在明治維新時代是日本的繁華之地，是日本重要的稻米產區。隨著近代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年輕人紛紛前往城市，農村逐漸荒蕪，也造成這一區域人口急劇減少、老齡化嚴重、傳統資源喪失殆盡等問題。該展的重要發起者，北川弗蘭（Fram Kitagawa）從1996年開始就向當地政府提出通過舉辦當代藝術活動來激活日本鄉村的意愿，但卻遭到全盤否定。經過不懈努力，首屆越后妻有三年展終于在千禧年面世。在“振興地方、發揚傳統、回歸自然”等核心觀念的主導下，該展已經成功舉辦了4屆。
越后妻有三年展被戲稱為“鄉村三年展”，因為它的展覽場地是山村田野的自然環境和廢棄建筑的荒涼之境。但妙的是，正是這樣的環境給予當代藝術家極大的創造力和充分表達藝術觀念的廣闊空間，恐怕世界上任何一個博物館和展覽場地都無法與之相比。通過利用大量空置房屋和被廢棄的校舍、采用當地資源就地取材、聘請當地工匠制作等方式，以及每屆一二十萬的參觀者無疑對當地經濟環境和民眾信息給予了很大的提升。成功地營造了一種“變傷心地為樂園”的美好圖景，這讓人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創造力和行動力。當然，這種方式是否有其持久性，還有待進一步探討，但無論如何該展以其強大的創造力和雄厚的觀念高地越來越吸引全世界藝術家的矚目和參與，應該予以重點關注。如何“變荒蕪為綠洲”，將死氣沉沉變為活力充沛，日本人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這不僅讓人產生些許羨慕嫉妒恨的情愫——在中國城市化進程如火如荼的這十年，為何中國人只能從社會學、經濟學角度審視中國日漸荒蕪的美麗鄉村，卻從未有人像北川弗蘭那樣有過如此巧妙的謀劃？
西方的利物浦和東方的新潟縣，一個是英國近代工業革命的重鎮，一個是日本明治維新時代的繁華之地，若干年后，竟然都通過雙年展找到了自身新的未來，這不得不讓人深思。更值得深思的是，無論是英國人還是日本人，都給予了文化和藝術足夠的尊重和重視，他們也都認認真真地、非常專業地在“搞文化”，而不是在玩弄文化，把文化變成“擦在經濟臉上的一層脂粉，成為經濟的馬前卒和開場鑼”（肖復興語）。必須引起我們重視的是，文化始終是一種獨特的價值元素，善待文化，文化也終將恩澤人民。所以不僅要好好為文化搭起漂亮的臺，更要讓文化好好唱一出漂亮的戲。
（編輯：孫育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