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文學創作的新景觀——我看劉劍波《姥娘》
我在盤點2011年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創作的收獲時，注意到這一領域出現了一個新景象，就是修志、修譜現象風行。國家方志辦（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即組織修撰《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災志》，共十一卷約1000萬字。各省市縣近年來亦紛紛組織修撰新省志、市志、縣志。這些新修方志打破了“活人不入志”的傳統，收錄了許多當代名人、英模的傳略。許多個人和家庭也開始熱衷于編修家譜、族譜，撰寫個人生平、家庭敘事。一些出版商看到修譜立傳其中的商機，也在助推個人敘事史、家族史之類圖書的出版。
劉劍波新近出版的長篇紀實《姥娘》正是這樣一部家族敘事，可以看成是作者自己的家族史的一個斷片。這部紀實運用感情色彩馥郁的文字，娓娓敘述了自己的外祖母（姥娘）孫張氏曲折坎坷、充滿不幸卻豐富多彩的一生。作品的成功首先表現在刻畫和塑造了一個中國傳統女性鮮明的形象。這位具有偉大母親優秀品格的婦女是億萬中國母親、中國老人的一個縮影和典型代表。她的生平多災多難，從10歲起裹腳，20歲嫁給了小他5歲的老孫家的孫星垣。以后，老孫家被劃成地主，公公和丈夫等親人被打死、折磨死，姥娘經歷了流落四處、乞討、再嫁等生活，女兒成人嫁娶生育以后，她又從家鄉遷徙出去，“背井離鄉”隨著子女四處漂泊，幫著帶了30多年的孩子，撫養大了一個個的第三代人。到她年老了，乃至活到了90多歲，兒女們開始嫌棄她了，姥娘的晚年因此而過得孤寂悲苦，充滿不幸，未能享受天倫之樂，甚至長期受到子女們的冷漠和粗暴，也不讓她接近重孫等第四代人。姥娘是一位性格倔強、堅韌的女性，擁有著宏大而寬廣的胸懷，心里滿滿地盛著仁愛和溫暖。她用自己的生命點亮了家庭及兒女們的人生。她的前半生雖然辛酸苦難，但卻是充實的、滿足的。她的后半生則充滿了不幸和痛苦。這位中國女性命運的實錄昭示著一種宿命。她是時代和社會的悲劇。她的悲劇是由這個“精神生病了”的時代和社會造成的。
《姥娘》一書具有鮮明的審父意識。作者本著一種“不為尊者諱”，“不諱善不隱惡”的準則，秉持著史家的“春秋筆法”，對自己的父母、姨母和舅舅們對待姥娘的不尊不孝等種種自私自利的丑行或“惡行”一一如實地“數落”出來，打破了中國傳統講究的“家丑不外揚”的習俗。這的確需要巨大的勇氣和魄力。看得出來，作者在寫作上是嚴肅的、認真的，特別注重事件、情節乃至細節的真實可信。這也正是報告文學（紀實作品）的力量所在。作者對父輩們的批評和批判實質上也是對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和社會的批評與反思。我們的時代變化得太快了，把我們數千年來視為瑰寶的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如孝老愛親、尊長愛幼等全都甩出了人們的倫理道德規范，甩出了我們的生活視野。人人都不以遺棄老人、不盡好贍養義務當作正常之事。這是伴隨著這個變化急劇、迅速的時代而出現的新問題，是一種時代病、社會病。作者從父輩們對姥娘的所作所為出發，真正要反思的是這個時代和社會所存在的某種道德危機或困境。道德的危機實質上是文化的危機。我們對于傳統文化漠視和忽視得實在是太久太久了。傳統優秀文化的遺棄，必然造成傳統美德的淪陷。作者劉劍波對于社會現實問題無疑是敏感的、清醒的。非常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僅批評父輩，同時也深入挖掘自己不無丑陋的內心，展開深刻的自省與自我反思，對自己過去有時對待姥娘不恭不敬不孝的言行進行了真誠的懺悔。從這個層面上說，《姥娘》是一部懺悔書，既有為父輩的行為懺悔，也有替自己的過錯尋求救贖的意味。這種彌足珍貴的懺悔精神是我們這個“道德生病了”的時代所迫切需要和應該力倡的。只有懂得檢討父輩及自身的過去，善于反思與自省的民族才會擁有遠大的前程。
《姥娘》的敘事特點是運用了個性化強烈的主觀抒情敘事。采取的是作者第一人稱敘述。作者不僅進入敘事，充當敘述者，追憶過去的點點滴滴方方面面，更以一個重要人物和角色進入到文本中，推動人物命運的發展。敘事者的情感飽滿而且復雜，既有對姥娘滿腔的熱愛，也有對父輩及自身無休止的懊惱與悔恨。敘述主人公的情感生動可感，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