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東旺：心生之相，才有表情
威武（丙烯） 忻東旺
因為自己的個展“相由心生”在清華美院舉辦，有攝影記者來訪，工作人員告訴他要“穿好一點”，清華美院副教授、油畫家忻東旺看著自己發皺的白色襯衫，頗有忐忑神色，這和評論家賈方舟所言其作品生猛——“不僅指作品形象所傳達的視覺張力強烈，更是指作品形象背后所潛藏的生命最本真、最原始的精神品質”之間，有著迥然之趣。
“相由心生”——忻東旺藝術作品展展出了忻東旺自2006年以來創作的近作百余幅，他在寫實油畫中融入中國藝術的造型元素，極富書寫性和表現力。同時，他直接面對創作對象，作品鮮活生猛，既體現出社會批判性，亦呈現了人文關懷；更重要的是，他的創作來自于對當今社會中人的狀態的深層思考，以及對勞動人民深厚質樸的感情。
談及展覽，忻東旺的上一次大展要回溯到2005年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村民列傳——忻東旺油畫作品展”。“那次展覽主要呈現的是農民工、農民的形象和他們的精神狀態。”自言對人物內心世界感興趣的忻東旺，自從那次展覽之后，將表現人物的階層進行拓寬，市民階層、知識分子、外國友人，皆有所涉獵。“每個人都是社會因素的載體，我畫的領域越多，涉及的群體越廣，文化信息量越大，也就越能通過人物表現時代的文化。”
從上世紀90年代起，忻東旺開始關注農民工群體，“第一代的農民工進城打工，單純地為賺錢，然后回家鄉，他們主要在建筑行業做工；如今近20年過去，第一代農民工已經老去，第二代和他們完全不一樣。他們為了增長見識、開拓自己的未來，務工有了闖江湖的味道。工作種類也十分復雜：保安、模特、群眾演員——在我們學校中的農民工，做模特是無奈之舉，他們最想做演員，王寶強，是第二代農民工的精神領袖。”忻東旺表示，他對農民的認識是基于對人的理解，不是專畫農民，而是為了理解人，解讀、感受形象之下潛在的微妙信息。
“在當下發生巨大變革的社會中，人本身的變化應該被關注，農民工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從農村來到城市，卻被城市拒絕，無法真正融入。種種焦慮、恐慌和壓力，正是社會巨變中人的變化的縮影。”他說。
相由心生，農民工內心狀態的變化，反映到他們不同的相貌上，亦對忻東旺的創作提出挑戰：“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現狀，藝術語言的不斷豐富，形成一個語境，它需要去充分表現語言的內容。之前，造型語言心理化、充分展現樸實外表下人物心理的微妙變化是我的追求；如今，我需要加入現代感受和民族傳統文化感受——在工業信息化社會背景中加入社會心理質感的因素，尖銳的、光滑的、閃爍的；同時，在西方油畫造型的基礎上加入中國藝術的特性，這樣才能在現代語境中具有意義。”因此，他得到全國美展金獎的《早點》、名作《明天多云轉晴》《誠城》和《適度興奮》，表現的都是處于不同文化之間、飽受文化沖突之苦的新社會階層，“跨越了常態的審美，表現出人性的尊嚴和人文關懷，成為具象寫實繪畫整體格局中一個不可替代的獨特范例”，油畫家楊飛云如是說。
楊飛云之言“跨越常態的審美”，指的是忻東旺常以堅實、矮篤為造型特點，人物沒有大范圍的肢體運動與結構，只有沉重的站立與凝視，是畫家內心感受的外在表達。忻東旺坦言變形有違于人們看油畫的視覺經驗，但他認為，客觀正常的比例，是沒有表情和情趣的。“西方藝術也不是以客觀準確為標準，它會崇拜神性精神，因而人物會高大威嚴；但中國藝術講求天人合一，人在自然中，是渺小、謙卑、內斂的，它表達的是世俗生活的情趣。”他以油畫表現當下的中國人，追求的是中國人的意象，因而變形，是為了更真切、更真實。“為什么要變形？中國寫實繪畫，研究西方傳統，幾代人在做努力，用全部的精力去研究西方造型傳統，但畫出來的畫還是不夠感人。具象繪畫的精髓應該在哪里？它的造型體系、理論體系應該在哪里？我覺得不是自然的、客觀的真實，應該是發自于人們內心的真實，也就是說，畫畫不是畫眼睛所看到的，應該畫心靈解讀到的。在這種意義上，一定要變形，變形是為了表達得更為真實、更為準確。”
這亦是展覽定名為“相由心生”的意義所在，忻東旺認為：“藝術作品來源于藝術家的精神感受與藝術思考，創作過程在我看來其實就是由‘物象’觸發‘心相’的過程。”畫人，是為了心理形象、時代形象，而它在藝術造型中，又關系到如何在世界藝術史中確立自己形象的問題。
“我們的油畫，還在學習、模仿的階段，很難建立自己的文化、民族精神；中國油畫如何有立足之地，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談及寫實油畫的現狀，忻東旺用了一個詞來形容：茍且求安。“寫實能力強，但寫實的品位不高，寫實油畫過度迎合世俗的審美水準，一些油畫家日子過得好，就不思考了。當今中國給了我們一個難得的藝術發展的機會，但也是對藝術家創造性的一個考驗：如果藝術家的創造性屈服于大眾審美，藝術精神必將坍塌。”忻東旺認為，機遇在前，若想建構高品位的寫實油畫藝術，只能在中國特有的社會平臺上塑造出有中國精神的“表情”。
（編輯：黃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