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不諱的“童心”與勇氣
讀熊元義的《文藝批評的理論反思》（學苑出版社2013年版），深覺他緊跟時代、站立在現實基礎上的文藝批評和理論分析值得重視、值得總結。
第一，該書關注了前沿的文學批評現象。文藝批評前沿的問題之一是新舊之間的矛盾。在熊元義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反對簡單地以“新與舊”來代替科學性的判斷。書中關注到了許多文學批評家及其文學批評活動，包括老一輩的理論家和青年理論家。書中也提出了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具有系統性、時序性。有些問題，我國理論界論爭進行得比較深入，有些則是淺嘗輒止。為什么在有些問題的論爭上難以深入呢？熊元義指出，其論爭中自我標榜“新銳”的一方，往往將文藝論爭推向政治前沿，上綱上線，以遭受政治迫害的名義尋找庇護，大打悲情牌，使得文藝批評變成了“先鋒秀”、“輿論戰”，將人們的視線從問題的本質上移開，無法抓住根本，也談不上理論的徹底。
第二，該書揭示了惹人注目的文藝現象的本質問題。反思我們文藝發展的指導思想，如何突破瓶頸制約，突破舊觀念的束縛，突破亦是亦非、不辨是非的議論等等，這些顯然是熊元義文藝論述的焦慮中心。當然，文藝批評的尖銳問題很多，表現現象也十分復雜、矛盾。可貴的是，他大膽地說出了“皇帝新衣”，有直言不諱的“童心”，表現了批評者可貴的理論勇氣。
首先，當代文藝批評不能做到“好處說好”，主要是因為批評漸漸圈子化了。批評界的僵化不僅是體制的僵化，而且也是觀念的僵化，不僅對文藝創作不利，對文藝批評的健康發展也是不利的。上升到理論層面，就是批評家沒有了追求真理的勇氣，放棄了實事求是和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應有的鋒芒。其次，當代文藝批評不能做到“壞處說壞”，陷入對新的媚俗，陷入“凡新就好”的誤區，遮蔽了當代文學中鄙俗淺近的問題。再次，當代文藝批評的實踐脫離了文藝理論的建構，文藝批評與文藝理論處于不平衡狀態，這也是熊元義關注的問題。因此，熊元義展開了對于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體系的構建，試圖在文藝批評實踐中豐富、充盈文藝理論體系和內容。
第三，以悲劇理論和批評為例，顯示了作者文藝批評的鋒芒與深度。悲劇問題是熊元義長期關心的一個問題，這里涉及到美學上的崇高，涉及到來自于生活矛盾的沖突及其發展，涉及到對生活理想和藝術理想相統一的捍衛。悲劇美學，轉化成為一種批評方法、觀念，就是歷史觀與道德觀的統一，就是客觀規律與歷史正義的統一，這也是熊元義運用悲劇理論進行批評所具有特色之處。在歷史與現實的連接處，在文學與生活的關系上，悲劇美學與他的價值堅守、理論取向實現了貫通。
（編輯：高晴）